飾來資助她的丈夫廖仲愷去日本留學。她隨著丈夫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隊伍，並受到了最大的信任——策劃反清武裝起義的最機密的會議都是在他們的住所舉行的。後來，這位堅強的妻子、母親和戰士（她還是一位有才華的畫家）追隨孫中山實行進步的、依靠群眾的新政策。在她的丈夫廖仲愷為國民黨右派暗殺之後，她把子女都教養成革命者並參加了共產黨。

①《何香凝——一位堅定的革命者》，英文稿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73年第1期，中文稿承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提供。

解放後，她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

“何香凝的一生是異常豐富和有益於人民的，她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這是宋慶齡對她這位至友——她們兩人的命運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最後褒獎。

在這一年年初，陳毅元帥逝世。這位剛強的軍人、才華橫溢的詩人，在紅軍時期就是一位高階指揮員，抗日戰爭時期是威震東南的新四軍軍長，解放戰爭時期是第三野戰軍司令員。接著他又出任解放後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長，後調任外交部長、副總理。他為人直率，從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因而招來“四人幫”的嫉恨，在最後患病時得不到適當的醫療。同年10月10日，毛澤東親自出席了他的追悼會。這一罕見的行動被普遍認為是表示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確實受到了許多冤枉。宋慶齡也參加了這一追悼會，這是她自己堅持要去的。

1972年，總的說來，氣氛有較快的緩和。宋慶齡開始接待更多的外國來訪者，包括《紐約時報》主編索爾茲伯裡①（在此之前幾個月他們已開始通訊）。索爾茲伯裡發現她雖年近八旬，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漂亮……充滿活力……光彩照人，非常機敏，臉上幾乎沒有皺紋”，而且雖聽說她有病，“看起來氣色很好……難得那樣健康”。索爾茲伯裡在宋的寓所還遇到了廖承志，“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後剛釋放出來。像許多其他釋放出來的人一樣，他很快又身任要職——參加與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談判中日關係正常化問題。廖承志是廖仲愷和何香凝的兒子，是宋慶齡看著長大的，後來曾是宋在工作上的有力幫手。他的獲釋當然使她非常快樂。

①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著《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英文版），第280頁以後。

對本書作者和他的已故前妻邱茉莉來說，1973年是他們在經過了長達五年的“審查”之後重新恢復自由、恢復正常活動、回到宋慶齡周圍友好圈內的一年。本書作者夫婦、還有其他幾位外籍或外國血統人士的清白無辜及恢復自由（均在1968年被捕），是由周恩來總理在3月8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際婦女節招待會上宣佈的。這個訊息最早是由一位在場的外國友人告訴宋慶齡的，那時她在上海，還沒有得到官方有關此事的通報。她回信給那位友人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瑞士血統的奧爾加·李夫人），1973年3月25日。宋慶齡逝世多年後，承李夫人允許本書作者抄錄了這些信件。

“……聽到有關8日的慶祝活動……以及聰明的總理的訊息，真叫人高興。（在這些人中）我只認識愛潑斯坦夫婦，當初聽說他們‘背叛’了我們，我就不相信……我還沒有給他們寫信，我想等等有關他們的罪行或我們的誤斷的權威方面訊息。”

宋慶齡從上海回到北京之後就給本書作者和邱茉莉寫信：

“親愛的朋友：……但願以後先審查後判斷（我自己也碰到過一些沒有料想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以後再談）。此刻先向你們送去我的問候和友愛。

你們的始終如一的，

SCL（宋慶齡英文名字的縮寫）”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和邱茉莉，1973年6月25日。在9月份的一封信裡①，她再次流露出深厚的友情：“在前幾年裡，我幾乎時時在想念你們”。接著她又像以往那樣輕鬆地開玩笑說：“你們的信封上那幾個中文字很漂亮，我猜想一定是邱茉莉教授的大筆！”（60年代她高興地同意邱榮莉去一所大學旁聽中文課）

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以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絡，沒有中斷過。兩年後，她在1975年5月28日給本書作者的信中，囑託在她身後為她寫傳（詳見本書序言）。

＇恢復同國外的交往＇

在這十年裡宋慶齡同外國（特別是美國）友人接觸的不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