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存在著同樣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文革”時期中國的“派仗”的影響。當有人問起宋慶齡的意見時，她總是贊成團結。

在這個問題上，她在一封私人信件①中曾談到美中友協希望在它成立五週年時她能給他們發一篇賀詞去。她接著寫道：

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我覺得我們必須教育這個友協的會員們更深刻地相互瞭解，這樣才能在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使友誼長存……大多數友好團體的一個缺點是……僅僅介紹變化了的中國的表面現象，霸氣　書庫　Jar電子書下載樂園＋ＱiＳuu。Ｃom而不去著重說明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這些變化又是怎樣發生的。”

她還希望友協的工作能開展得更廣泛些：

“……在擴大和加深工作範圍方面，應該把眼光放開。除了中國的朋友、學者、醫生、律師、工會人士和少數民族人士（他們都有代表訪問過中國），還有工商界……”

在重慶時期的老朋友中，她很快就同曾任史迪威將軍副官的美籍華裔理查德·楊（楊孟東）（前面第十六章中已敘述過他）恢復了接觸。在隔了很長一段時期之後，楊又給宋來信，她高興地回覆道：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帕洛阿爾託市理查德·楊，1976年7月1日。

“我又重新同你恢復了聯絡，真不知道有多高興！27年來我一直在想，你到哪兒去了。遇到可能知道你下落的朋友，我就打聽你的地址。知道維維恩（楊的第一個妻子）已去世，很難過……你的結婚照，用象牙鏡框鑲著，這些年裡一直放在我的壁爐架上……我常呆呆地看著它，希望有一天能再見！

“生活大變樣了。艱難和緊張已在我身上留下印記，除了腰身和白髮之外！

“我希望在哪一個好日子裡你會來看看我，也看看1949年以來所發生的驚人變化。”

部分地由於楊的薦介，她同以前沒有見過面的史迪威將軍的兩個女兒結識。她們是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魯克夫人和艾莉森·史迪威·卡梅倫夫人。這兩姐妹都是在中國長大的、能流利地說中國話，並且同她們的父親一樣，對中國人民極為欽慕（在中國出生的文莉森從小就在父親的鼓勵下學中國畫，是一位中國畫畫家）。

楊在來信中提到史迪威姐妹，她在回信中說，她們已請她幫助解決她們的來華簽證問題，她已交給北京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去辦。

這樣，原有的紐帶又重新聯結起來了——也把楊和史迪威姐妹同新中國聯結了起來。在宋慶齡的鼓勵下，他們三人都很快到中國來訪問。楊後來在北京工作了一個很長的時期，擔任一家合資旅館長城飯店的工程師和開發師，他同他的家屬成了宋家的常客。史迪威姐妹每隔一段時期就到中國來作一次短期旅行，她們在促進大洋兩岸人民友誼的工作中都發揮了自己的積極的、具有象徵意義的作用。

在這段時期中宋慶齡同《紐約時報》主編索爾茲伯裡開始通訊和會見。（他們在1972年的第一次見面，前邊已經提及。）索爾茲伯裡曾在蘇聯進行長期的採訪報道。他告訴宋慶齡她在1924—1927年結識的蘇聯友人的命運（在許多情況下都是悲劇性的），她很感興趣，因為她一直關心著他們。索爾茲伯裡到中國來採訪的宿願得償，1972年及以後他來華時，他和妻子夏洛特經常是宋的座上客。他給她寄報紙、刊物，還有他所有的著作，她為此感到高興。特別使她欣慰的是在她尖銳地指出了他書中的一處錯誤後，他立即道歉並表示要作更正。這個錯誤涉及到她同孫中山結婚的日期和情節，他採用了國民黨的說法（在美國的參考書中很常見），而這種說法是意在貶抑來的地位的。①

①承索爾茲伯裡先生惠贈幾年來宋慶齡給他的信件的影印件，志謝。

索爾茲伯裡在同宋的談話中，喜歡引導她懷念青年時期在美國的生活並在報道中描述她的表情。他曾多次敦促她重訪美國但未獲成功。

在結識新朋友的同時，她也沒有忘記老朋友。亞歷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是她少女時代在北卡羅來納州蒙特裡特的一次女青年會露營活動中認識的，以後她們多年保持通訊關係。這些用“親愛的阿利”這一熱情的稱呼開始的信件，最近被發現了——最早的一封是在1913年，有幾封是在她結婚以後，還有幾封要更晚一些。①

①《舊藏中國來信，1913－1976》，馬爾科姆·羅舒爾特編，載於《威斯康辛歷史季刊》（英文），第73卷第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