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福利基金會援助知識分子的款項，有的是就地募集的（如1947年舉辦中秋遊園會，收入4，000美元），有的是國外友人支援的（如當時在紐約的史沫特萊籌集了2，500美元）。用這些款項購備寒衣、營養品（如奶粉、為眾多結核病患者所需的魚肝油等）、藥品，按需要送給作家、藝術家和學術工作者，分配工作由他們自己組織的團體經手，包括郭沫若、茅盾、夏衍等負責的香港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葉聖陶、梅林等負責的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杜國庫、侯外廬等負責的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還有中國木刻協會，中外文藝聯絡社等。

在“以工代賑”方面，蘇聯的塔斯通訊社給了及時的援助。它在上海正在進行一些文化交流專案，上海分社負責人弗拉基米爾·羅果夫和米哈伊·亞沙明免費向中國作家或翻譯家提供外文原版書，由他們從俄文或英文譯成中文後付給稿費，又從海參崴運紙來印刷出版中文版（當時上海紙張缺乏）。中國福利基金會設翻譯委員會來進行這一工作。

音樂劇《孟姜女》的演出是多文化的產物，還反映了當時的政治氣候。創作這部以中國古代傳說中悲劇性人物為題材的音樂作品的是一個外國人，它的風格是中國式的而演奏的則是有各國人參加的上海市交響樂團。它的作曲兼導演阿龍·阿甫夏洛穆夫①出生在西伯利亞，從小喜歡那裡的華工們從家鄉帶去的樂曲和戲劇。他在瑞士上了音樂學院，後來命運把他帶到了中國。至今，音樂界還懷念這位中國現代音樂的開拓者之一，他的主要功績是呼籲中國作曲家們在學習了歐洲樂器和配器之後不要使他們的作品“西方化”（當時的時尚），而是要用他們學到的這些東西來表達和發展中國自己的音樂傳統。他的《孟姜女》就是他身體力行自己的主張的結果。1946年3月末，這部音樂劇（編劇姜椿芳）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在蘭心大戲院義演兩場，宋慶齡親自到場主持，併為全體演出人員頒發紀念章。義演收入達8，000美元。

①任德耀與本書作者的談話，1985年2月。

在戰後的上海，這也是宋美齡所聽的一部音樂作品，並獲得很深印象。她提出願意幫助這部作品去美國巡迴演出。但這件事牽涉到一個政治問題。她堅持在贊助者名單中除掉原有的由左翼藝術家組成的團體。後來的爭議和談判被形容為是一場“小型的國共談判”，並且同樣的毫無結果。

在同一期間，據說阿前夏洛穆夫為《義勇軍進行曲》完成首次管絃樂配器。這首聶耳創作的激動人心的抗日戰歌今天已成了人民共和國國歌。這真是在那個複雜的時代中發生的一個複雜的故事。

任德耀懷著深情談到宋慶齡“對知識分子的真正尊重，以及知識分子對她的尊敬。”

“每次她請他們來開會總是慎重其事並在請柬上親自簽名（她認為打字或油印的通知不夠尊重對方）。這樣一些尊重的表示常使處境艱難和貧困的文化人感動至於淚下。像白楊和趙丹等影星不怕得罪國民黨大官，常回避他們的邀請，但從不拒絕她的邀請。有時她沒有邀請的人也來了，使屋裡變得很擁擠。

“對那些經常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的知識分子，她指示辦事人員為他們提供新的衣服，因為——她說——在上海擠電車和公共汽車，他們自己的衣服很快就會破的。她知道我有一個小女兒，就送她一條橡膠防水褲衩作禮物。

“她總是先想到別人。這是她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我們永遠不應拋掉。當時，我們愛中國福利基金會，因為我們感覺到它愛我們。”①

①阿龍·阿甫夏洛穆夫是雅各布·阿甫夏洛穆夫的父親。雅各布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青年交響樂團的傑出指揮和領導人，他還是一位作曲家，有時創作中國風格的作品。80年代，他曾應邀來華參加並指揮紀念他父親的音樂會，演出他父親的作品。

（十二）面對讕言

每當宋慶齡公開表示堅決的立場，她的敵人總會像過去做過的那樣，互相呼應地對她進行人身攻擊。

1946年11月，西爾維亞·坎貝爾從上海寫回美國的家信中說，“在這裡，也在美國，肯定在進行一場把她抹黑的運動。”

1947年底，對她的人身攻擊加強了，因為國民黨看到它所預期的內戰的勝利正在變得渺茫起來，又因為——如西爾維亞所說——“我們都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正在美國進行著一場政治迫害。”

12月10日，美聯社發自上海的一則電訊說：

“孫逸仙夫人……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