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說的是，我已在主客觀條件和近兩年時間所許可的範圍內盡了我的最大努力。在這方面，作者的勤奮、謙虛和一絲不苟為我樹立了榜樣。

這裡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正因為宋慶齡的許多作品原來都是用英文寫的，所以當時和以後出現的中文字就存在著許多問題，如文體不一、版本歧出、訛誤脫漏、譯名混亂等。進行系統的、完整的校核訂正是目前恐無條件進行的浩繁工程。在本書翻譯過程中，凡是能找到的已出版的中文字我根據最有權威性的文字，包括1966年出版的《宋慶齡選集》。（新的宋慶齡文集正在編印出版中，惜尚不及看到。）附帶在此說明，凡本書提到的所引用或參考的中外書籍（不包括刊物）已編成書目列於書後，所以在註釋中都只寫了作者和書名。

書後另一附錄是人名、地名、專名的漢英對照詞彙。除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屬於常識範圍的名詞如華盛頓、倫敦、《聖經》等外，其他均收入，以便於讀者查閱。許多人名的中譯不同，我採取的是用得最廣泛的或符合標準的譯名，在對照詞彙中列出其他我所見過的中譯，以期將來能趨於統一。

有一些名詞或外國人士和事物為英文版讀者所熟悉而未必為中文版讀者所知道，為便利後者，都加了譯註。也有相反的情況，即為中文版讀者所熟悉而英文版讀者不熟悉，從而在英文版須詳述而在中文版則可適當簡化。但考慮到中文版讀者中將會有許多青年（以至少年），他們對於在這個即將過去的世紀中的人和事未必知之甚多，所以這種簡化我減少到最低的程度。

還有一個情況須稍加說明。為了希望本書中文版能與英文版都在1992年內出版，所以翻譯工作（特別是後面的若干章）幾乎是緊跟著寫作進行的。愛潑斯坦同志的寫作態度向來是精益求精，在付印之前總要反覆斟酌，所以我估計本書英文版的最後付印樣一定會同我所據以翻譯的英文原稿在文字上有一些不同之處，中文版要完全照改在時間和技術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按照愛潑斯坦同志的意見，中文版在文字上以他的英文原稿為準。（如有實質內容上的改動則照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和尚明軒同志，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的張愛榮同志，上海孫中山故居、宋慶齡故居及陵園管理委員會研究室的任舜同志，《上海灘》雜誌社的王金耀同志，以及外文出版局和《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社的老同事康大川、孫源、侯寒江、陳廷祐、安淑渠、支水文和林德彬、孟紀青、陳日濃、魏秀堂、邱成忠、郭洪珊、姜加林、黃浣碧（愛潑斯坦夫人）等都曾在我的翻譯工作中給以各種不同的幫助，謹致深深的謝意。我也要感謝人民出版社葉建華同志的合作。最後應該感謝的是妻子壁瑩，沒有她的關心、支援和幫助，我是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的。

我誠懇地期待著專家和讀者對本書中譯本的批評指教。

沈蘇儒

1992年1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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