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被淹沒，像德國人和日本人的理性和勇氣曾一度被淹沒那樣。”

在她的主持下，在北京組成了一個“鮑威爾一舒子章後援會”，由耿麗淑任秘書，成員中有中國人、美國人及當時在中國的其他外國人，大多是同鮑威爾夫婦相識或與《密勒氏評論報》有關係的人。後援會成功地使這三個被告所聘請的“公民自由事務”律師威林來到中國——這次旅行本身便是一個突破，因為當時美國政府一般不許持美國護照的人到中國旅行。中國提出願為證人去美國加州法院作證，為被告辯護，證明被告在《密勒氏評論報》上發表的內容屬實——特別是在細菌戰問題上，因為許多人是在現場目擊的。但要這樣做，必須由美國同中國根據國際慣例簽訂司法互助協議。當時的美國政府甚至拒絕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故對此不作回答。辯護律師於是申訴，被告團召喚為他們作證的證人受阻，被剝奪了得到公正審訊的權利。這可能成為這個明目張膽的政治迫害案件在法院拖了多年之後終被放棄的主要理由。

（五）家常聚會

不論在北京或在上海寓所，宋慶齡都喜歡在家裡招待客人——還常常是用自己家裡做的菜。客人中有貴賓、也有私交；有高階人物，也有普通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在中國人這方面，這樣的家庭式聚會使她同別人的交往——官方的或非官方的——變得溫暖和活躍。在同外國人交往中，這樣的聚會為她在人民外交中的作用增添了一種特殊的活動空間。

她在家中招待過的中國客人中有毛澤東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如果情況許可，她會同時請一批人來。如1963年保衛中國同盟（她所鍾愛的中國福利會的前身）成立25週年時，她就同時邀請了周恩來和夫人鄧穎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董必武（同她一樣，是國家副主席）、陳毅和聶榮臻元帥，還有中國紅軍最早的軍醫之一傅連障大夫。她請這些人並不只是考慮到他們的地位。他們有的同保盟有關係、有的接受過保盟在戰時的援助（透過轄區內的國際和平醫院）。

曾赴宋慶齡家宴的外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有胡志明（越南）、伏羅希洛夫元帥（蘇聯）、尼赫魯（印度）、蘇加諾（印度尼西亞）和恩克魯瑪（迦納）。

其他在歷史上和社會上聲望卓著的貴賓中有墨西哥前總統卡德納斯和思想進步的比利時皇太后伊麗莎白。

在非官方的來訪者中有一些美國人，他們用不同的辦法（包括改變國籍）繞過了中美建交前美國政府關於禁止來華旅行的規定。在這些人中有幾位是美國黑人——年逾九旬的傑出學者和民權運動領袖杜波依斯博士（他為了抗議美國的政策已移居非洲）和他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曾為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成員、後在英國以非洲及加勒比事務專家著稱的克勞迪婭·瓊斯；黑人鬥士羅伯特·威廉斯和他的妻子梅貝爾。宋慶齡在會見這些客人時感到特別親切，因為她對美國南部（黑人在南部很多）很熟悉，也有很深感受。她多次對未能會晤偉大的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他的護照被沒收了）表示遺憾。她對他是非常敬重的。1940年，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裡，羅伯遜曾在紐約一個露天音樂廳裡用漢語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次年又灌製了包括這首歌曲在內的一套中國愛國歌曲唱片，總題為《起來》，宋慶齡為這套唱片集寫了序言。她寫道，“保羅·羅伯遜唱出了全世界人民的聲音，他灌製的這套唱片使美國人能夠聽到中國的愛國歌聲”，她為此感到高興。這套唱片有中國合唱隊的伴唱，由中國救亡歌詠活動的創始人之一劉良模指揮，他當時正在美國。保羅·羅伯遜的這一套、還有其他的唱片，她是常聽的。

她在家裡再次接待了她的朋友埃德加·斯諾——他在1960年和1964年是作為作家經特許到中國來的，而不是作為記者，因為美國國務院當時仍然禁止美國記者前往“紅色中國”，也不準中國記者去美國，儘管北京提出了交換記者的建議，華盛頓害怕作出可能被認為“承認”中國的任何暗示。所以當時兩國交流的障礙並非到處談論的所謂“竹幕”而是美國的政策。這在現在聽來可能覺得奇怪，因為現在美國堅持，世界各地不管願不願意，對美國記者都應該敞開大門。

她在家裡款待的客人中還有一些在地下活動期間就結識的朋友如陳賡將軍（關於她在30年代初期在上海秘密為陳賡治傷及在陳被捕後親往南京面見蔣介石進行營救的經過在第十三章中已有敘述）。1953年陳賡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時，她不但宴請陳賡和他的家屬，還親自去採購食品。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