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芳的覺醒，寫了刺殺日本特使事件對人們的鼓舞等等。尤其是對“四世同堂”的老太爺祁老人的覺醒過程的描繪，更為逼真、細膩，富於說服力。祁老人生在清朝末年，他親眼看見八國聯軍怎樣攻進北京城，看見清朝皇帝怎樣退位，並經歷過接連不斷的內戰，他對付兵荒馬亂的唯一辦法是：存好足夠全家吃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以及用裝滿石頭的破缸頂上大門。他一輩子最重要的格言是“和氣生財”，查戶口的“便衣”對他進行傲慢的“訓示”，他不僅不氣憤，而且滿臉堆笑，無限誠懇地說：“是！是！你哥兒們多辛苦啦！不進來喝口茶嗎？”他的二孫子祁瑞豐賣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作了敵偽當局的“科長”，他不僅不反對，反而相當高興，一來是家中有官“可以仗膽子”，二來是祁家有幾代沒有作官了，“不表示歡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三來是祁家有人作官，說明他買的房子確有“風水”，如此等等。他的應付外界事變的能力之低，顯示了他的被動與落後；他的不識物件的過度的謙卑，說明了他的愚弱和麻木；他對於“官”的敬重，表現了他的偏狹與淺薄。然而，經歷了亡國生活的幾年的磨難，目睹了侵略者和漢奸的累累罪行之後，祁老人變了。他說：“我活了快八十歲了，永遠屈己下人，先磕頭，後張嘴；現在，我明白了，磕頭說好話不見得準有好處！”因為祁瑞豐想作日本特務而不成，引起了日本人對祁家的審問，面對侵略者，祁老人態度坦然，強硬，“他的眼直看著他們，語聲相當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氣謙恭；客氣謙恭並沒救了天佑，小文、小崔們的命”。當祁瑞豐把漢奸冠曉荷領到家裡，想讓冠在祁家住下時，祁老人更是怒火沖天，“幾年的受罪彷彿逼著他放棄了對條狗都和和氣氣的，對惡人也勉強著客氣的辦法。他的世界已經變了，他必須黑白分明，不再敷衍”，他指著惡貫滿盈的民族敗類冠曉荷說：“走！出去！別惹出我的不好聽的來！”接著則歷數瑞豐自北平失陷以來的所作所為，“象一個有正義感的，有見解的人，責罵一個不知好歹的，沒有出息的壞蛋那樣毫不留情”。祁老人的變化，說明在複雜的現實鬥爭面前，人民正在逐漸由懦弱走向堅強，由麻木走向覺醒。這樣寫，就和那些單純暴露“國民性”的作品有了區別，它不僅使人看到了“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的痛苦與愚弱，也使人看到了療救的希望與前途，體現了作家的新的思想水平和現實主義的新的追求。

高超的“寫人”技巧

老舍素以善於刻劃人物，創造典型著稱，《四世同堂》在人物刻劃上所達到的藝術成就，尤為突出。據胡潔青在《四世同堂》一書的《前言》中統計，這部小說的出場人物共有一百三十多人，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其中有中學教員、詩人、棚匠、理髮匠、洋車伕、布店掌櫃、大學教授、英國外交官、唱戲的、說相聲的、看墳種地的、“窩脖兒的”（專門搬運傢俱和抬棺材）、沿街擺“轉盤話匣子”的、在外國使館“擺臺”的以及漢奸、特務、妓女、流氓等等，真可謂三教九流，無所不包。這些人物，用墨濃淡不一，在小說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大都有鮮明的性格，形成了生動的、獨具特色的人物體系。我們僅就作家刻劃人物的藝術手法，作一些簡要的分析：

一、注重寫出人物性格的複雜性。

馬克思說，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社會是複雜的，人的思想、心理、性格也是複雜的，因而文學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劃，也不應當是簡單化的。“一個階級一個典型”也好，“高、大、全”也好，都是簡單化的寫法，用這種方法，很難寫出社會的複雜面貌，也創造不出典型。典型是共性和個性的統一，共性又必須寓於個性之中，而個性總是複雜的，否則就不是具體的，就不是獨特的“這一個”。《四世同堂》是“寫人”的傑作，小說中的人物顯得異常生動與豐滿，真正達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和作家注重表現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分不開的。

最能體現這種藝術追求的是祁瑞宣的形象塑造。

祁瑞宣是祁老者的長孫，一個斯文、溫雅的中學教員。他正直、善良，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北平陷落後，他徹底失去了平日的沉靜，陷入無法擺脫的苦痛之中。他的知識，他的一腔熱血，使他明確地意識到自己的最高責任就是為國赴難，然而“一家大小的累贅，象一塊巨石壓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頭來，眼老盯在地上；儘管他想飛騰，可是連動也動不得”。他不甘於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作亡國奴，又沒有勇氣丟開家庭，這就產生了他的複雜的心理衝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