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先生本擬在八一三離青來滬，八一二聞滬局有破裂訊，急電告‘滬急勿來’。嗣得信，趕往濟。”可供參考。《亂離通訊》（一）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3期。）

老舍到齊魯大學以後，立即投入抗日救國的宣傳和集會活動。他曾經出席“山東省文化界抗敵協會籌備會”。（注：見方殷：《痛懷老舍》，《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1期。）

時局是越來越險惡了。國民黨反動派表面上接受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實際上仍然採取對外妥協對內鎮壓革命的方針。在日寇進攻面前　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潰不成軍。蘆溝橋事變後，不到一個月，就丟失了北平、天津，不久又丟失了察哈爾、綏遠兩省。日本侵略軍一時間氣焰萬丈。中華民族到了生死關頭。

齊魯大學雖然在九月中旬開了學，但是學校裡已經沒有學習的氣氛，加上敵機差不多每天到濟南上空偵察，人心更加惶恐。十月五日前後，全市中小學宣佈停課；齊魯大學惟恐把學生困在濟南，也宣佈停了課。到了十一月中旬，齊魯大學的學生已都走完，教員也走了多一半。偌大一個校園，只剩下幾家人。

走，還是不走？老舍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後來回憶當時的心情：

“第一，我不知道上哪裡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敵手，我曾函勸諸友逃出來，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羅網呢？到上海去吧，滬上的友人又告訴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動’。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