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請求歸附。

同軍不是奴隸販子，也不缺這一點戰爭賠款。

而南民北遷和北民南遷，促進南北交流更是大同的既定戰略。

因此，收到李逵的報告後，徐澤當即作出指示：

所有願意留下的戰俘盡皆收留，並將其登記造冊，由朝廷出面，協調趙宋朝廷送這些人的家屬北上。

結果，因為正乾皇帝的詔令，申請留下的戰俘更多了。

而經濟窘迫的趙宋朝廷能減少贖回戰俘的開支，自然大喜過望；

戰俘遷出地的官府能緩解人口壓力，增加治下官田數量，也是積極配合。

多贏的結局，皆大歡喜——除了沒有強兵而缺乏安全感的教主道君皇帝。

隨著南北分治的時間持續，原本完整體的河東路漸漸呈現出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以汾州為界，北面掌控在大同治下的諸州府，有強大的同軍庇護，戰爭陰雲已經逐漸散去；有共建會的組織協調，原本激烈的社會矛盾也極大緩和。

社會改革穩步推進，底層百姓在未來生活的憧憬下幹勁十足，正在重建美好家園。

而南面掌控在大宋治下的各州府，面對同軍隨時都會南下的巨大壓力卻一刻也不敢放鬆。

各地官府廣徵民夫大建城寨堡壘，百姓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受到了極大干擾。

隨著滯留歸來人在官府的護送下進入大同掌控區，以及贖回的戰俘途徑南部州府回到原本的駐地，一直沉默的河東路大宋百姓也開始躁動起來。

河東路雖分屬同宋兩國，但很多地方僅是一山、一河，甚至是一路、一田埂相隔。

北面，大同治下的百姓已經開始分田分地建水庫，修路挖渠大生產，處處都是大幹快上、欣欣向榮的景象。

而南面，大宋治下的百姓則要繼續做牛做馬備戰備荒，整日提心吊膽還吃不飽。

自古以來，河東之地就不可分割，畢竟是一衣帶水的鄉里鄉親，官府管得再緊，也不可能完全杜絕民間的私下交流。

河東巡撫使司更是主動出擊，經常以慰問為名，安排演出隊在兩國人口集中的交接處進行演出新戲。

儘管隔得太遠，大宋這邊的軍民根本看不太清舞臺上究竟演得是啥，但北面鄉親的熱情叫好聲總是聽得懂的。

南北兩地的對比實在太鮮明瞭，就是再愚鈍的人也能透過自己的眼睛看到差距，是個人都會反思為什麼。

懷疑的野草一旦生根，便極難根除。

先是有戍邊的丘八和建堡民夫大著膽子越境“蹭戲”，沒想到現場組織的同軍還真放開了讓他們看，前提是先登記鄉貫或什伍，並按規定的區域就坐。

然後，開始有宋地百姓和兵卒偷偷越過邊境，逃入大同境內求收留。

而經歷了歸來人之事的反覆折騰，趙宋河東路的基層官員也被朝廷傷透了心，對治下百姓的逃亡睜隻眼閉隻眼。

官府一旦放任，便是更大規模的逃亡。

沒有了民夫可供驅使，計劃中的寨堡建設也只能延期。

其實，稍微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同軍真要南下，這些寨堡屁用沒有。

平地上建起的寨堡再堅固，能有大石寨、承天軍寨、赤塘關等險要關城堅固？

那麼多險關要塞都擋不住同軍，又何必勞民傷財建這些寨堡？

當然，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國祚一百六十年的大宋自有責任心強的守臣，這些人想出的辦法便是將治下百姓內遷，以讓雙方脫離接觸。

可大宋退一尺，大同便進十寸，絕不會讓一塊良田撂荒。

吃了啞巴虧的宋臣還不敢打回去，因為根本打不贏，更因為擅自抗擊同軍而被憤怒的教主道君皇帝下詔滅門的秦檜和郭仲荀的前車之鑑。

這事還不能報給朝廷，報了也沒用。

朝廷不僅不敢處理，搞不好還扣個擅起邊釁的帽子扣下來，不死也得脫層皮。

半年時間不到，大宋河東南路邊境地區便被大同滲透得如篩子一般，以至於正常的行政都無法運轉。

最終，還是有聰明人找到了解決辦法——派人聯絡北面的鄰居，請求大同的共建會基層組織向自己治下發展，然後逐步展開社會改革。

更有手眼通天者，居然請動了同軍第三軍演出隊南下演出。

如此一來，大同河東路巡撫使司步步蠶食，大宋河東南路則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