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天下和治天下的要求並不一樣，但本質上都是收拾天下人心。

不同點在於治天下是想辦法維護天下人心穩定，以確保國祚持久，必須在一定的框架內做文章。

跳出框架之外掀桌子還能不亂套的操作絕對不是一般人能夠駕馭。

所以，面對王朝中期的積弊問題，絕大部分的改革只能是修修補補，湊合著給帝國續命。

而打天下的手段卻可以更暴烈，不用太顧忌陳舊的罈罈罐罐，甚至還必須打破一些罈罈罐罐，才能讓新王朝更有生命力。

在打天下的過程中實在無法爭取人心時，也可以用屠刀殺死一切反抗者，以這種極端的手段獲得剩餘的“人心”。

至於之後如何穩定人心，則是治天下的問題。

大同王朝顯然不是那種低階野蠻的政權，徐澤也不屑於使用這種副作用極大的極端手段——儘管在其人打天下的過程中早就殺人無算。

秉承正乾皇帝的旨意，武松一面拒絕興中府和宜州包藏禍心的納土之請，一面又幹涉金軍前來平亂，看起來很矛盾，其實有內在邏輯。

其人此舉，既是避免在外交上不授人以柄，也是因為爭奪人心的需要。

遼地的社會結構不同於宋地，不能以宋地的常識判斷遼地發生的事情。

受限於統治根基淺薄和文化傳承不足，遼國的政治結構相對簡單，朝廷對地方、官府對治下的管理都很脆弱。

為了有效控制龐大的帝國疆域，遼國統治者不得不向境內的各種勢力讓渡部分權力，以換取他們的效忠。

這種權力分配模式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在草原和苦寒深山等漢人難以紮根的地區，表現為保留部落血脈貴族制度，允許“國中之國”的存在。

就連皇帝直屬的宮帳斡魯朵，組織形式大部分也是分散各地的部落，並且“立宮置使領臣寮，每歲所獻生口及打虜外國所得之物盡隸宮使”。

而在燕雲等漢人聚居之地，則表現為依靠藉助世家大族的力量，其中最顯赫的有玉田及安次韓氏、昌平劉氏、醫閭馬氏、盧龍趙氏、平州張氏等。

這些大族降遼之前已是官宦世家，投降契丹後又為大遼建國和擴張立下了汗馬功勞，大遼朝廷則回饋他們的子孫世代高官的政治利益。

有了官面身份，再加上相互聯姻、輿論掌控、經濟壟斷等手段，大族就能進一步把持地方事務。

因而，遼國朝廷對社會底層的掌控力實際極其有限，這種政權組織模式自然是弊端極多，但符合遼國的國情，也便於其早期擴張。

歷史位面，北宋數次北伐，都遭到了燕雲漢人的極力抵抗，很大一方面就是因為趙宋給不了燕雲世家大族如遼國一樣的政治優惠。

而後來的金、元兩朝能安定北方，也是靠繼承遼國的政治傳統，給予這些傳承數百年的世家大族繼續發揚光大的機會。

這也是天祚帝耶律延禧遠遁西京道，北遼小朝廷又被徐澤滅掉的情況下，各地還能堅持反抗的主要原因——遠在天邊的真皇帝跑了，身邊的土皇帝卻還在。

可以說，整個遼地，只要是上規模的民變、叛亂和所謂的抗金起義，幾乎都有世家大族和部族貴人的參與或背後操縱，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底層人民大起義。

當初的平州民兵暴動如此，黃龍府的安福哥叛亂也是如此，興中府和宜州的軍民叛亂同樣如此。

徐澤取得燕雲之地後建立大同王朝，表面看起來順風順水，似乎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和反彈，只是因為同舟社的特殊性遮擋了很多問題。

先是玉河渡一戰，同軍從正面擊潰了反對力量，以極其強悍的姿態入主燕京，震懾宵小，取代遼國開始主宰燕雲之地的命運。

待共建會基層組織建立，監部情報網鋪開後，徐澤又借耶律大石的公開活動和自己南巡故意創造機會，引出並殺掉了大批不安心失去特權的舊既得利益者。

燕雲地區的風平浪靜之下，有著太多不為人知的驚濤駭浪和默默耕耘。

有始終解決底層百姓民生問題，大抓基礎建設，並開展以工代賑，徹底改變燕雲百姓水深火熱的生活狀態的紮實政績。

有依託深入社會底層的共建會，繞開世家大族直接掌控整個社會，並迫使眾多的大族“自覺”投身“南北易姓”偉大事業的血淚史。

更有無孔不入的內部監控網路恐怖統治，以及前後四萬多反抗大同暴政之“義士”的累累屍骨。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