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做越大，高麗在徐澤的精妙佈局下，逐漸喪失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的獨立權，全面淪為同舟社的附庸。

王俁也算是一代英主，本應該和夏國國主李乾順一樣，文治武功皆有建樹，在這百年未有的變局中左右逢源，把握機遇開疆拓土。

但其人不幸遇到了同舟社徐澤，一戰輸掉了高麗百年國運。

即便如此，王俁也沒有就此放棄。

和親徐澤緩和同麗關係、招安李俊重建海軍、借同壓豪嘗試削藩、出讓耽羅島以請走同舟社勢力等等，各種方法用盡，就是為了重新獲得完整主權。

可惜，終究是棋差一籌，任憑王俁再如何掙扎，高麗卻始終逃不脫徐澤的手掌心。

臨終前，其人終於想明白了一切，深感高麗國滅的命運不可避免，有意讓世子王楷避位，再擇王室旁支繼承國主之位。

王俁此舉是以出賣高麗國家利益來換取自己血脈的平安。

這顯然是一道足以導致高麗內亂的亂命，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資謙、中書舍人金富軾等重臣的堅決反對。

尤其是國丈李資謙，眼裡只有個人的權位，若是外孫王楷不能繼位，其人將有可能失去一切權勢，更是不願執行王俁的亂命。

彼時，同舟社正籌備建國，李資謙乃帶著高麗世子王楷前往燕京求見正乾皇帝，並請其冊封高麗新國主。

王楷繼位時已經十四歲，不算太年幼，卻因為天性柔仁，意志不堅，應付不了極端複雜的國際國內局勢。

李資謙作為國主外祖父和宰相，又有扶立之功，便逐漸把持了朝政。

其人已經位極人臣，卻仍不滿足，還想更進一步。

為了掌控兵權，李資謙先是以整頓兵馬重建高麗軍事主權為名，向王楷舉薦開京之戰後就被王俁閒置的名將枳俊京。

為了牢牢掌控後宮，隨時監控國主的動態，李資謙又陸續將自己的三女、四女進獻給國主為后妃。

為了換取宗主國的支援，或者說避免大同帝國關鍵時刻的干涉，李資謙當政以來，又陸續以轉移礦山開發權為名，將新安州以北的土地成片送給大同。

恰好，大同建國之後，戰略重心轉移，正乾皇帝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北壓金國南討趙宋上，逐步放鬆了對高麗的表面控制。

這種政治利好自然落不到柔仁的國主王楷頭上，最終都變成了高麗實際掌控者李資謙的功績，併為後者贏得了極大的政治聲望。

開京民間裡巷間也恰到好處地開始流傳“十八字將王”的讖語，高麗由王姓改為李姓似乎就要水到渠成。

可惜，李資謙空有竊國之志，卻無安邦之才。

高麗原本就存在極為深重的內部矛盾，敗於同舟社之手後，隨著主權喪失，經濟上不斷向外輸血，各種矛盾更加尖銳。

其國內不少有識之士皆意識到高麗絕不能再這樣下去，必須做出改變，以挽救國家滅亡的命運。

因而，李資謙當權後以枳俊京整頓軍隊穩定國內，並逐步抵制大同對高麗內政的干涉，便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援。

可惜，豪族出身又終身生活於上層的權力爭鬥圈內，限制了李資謙的視野和思考方式，使得其人始終抓不住住高麗的主要矛盾。

這些年來，高麗各地的經濟一直很萎靡。

不僅平民因稅負不斷加重而流亡不斷，就連高高在上的豪族也因長期內耗而將大量資源投入到擴軍備戰，導致生活質量急劇下降。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實際控制在大同帝國手中的新安州等地，初步完成社會改革後，底層民眾爆發了生產積極性，生活一日好過一日。

甚至，遇到災荒時，新安州還有餘力“接濟”周邊地區的百姓。

當前，高麗各階層心氣極度不順，確實想要改變。

但他們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換一個國主，或者換一家人做國主，而是擺脫這種越過越窩囊的日子。

實事證明，李資謙不具備這種能力。

這些年下來，慶源李氏自己的“封地”倒是一再擴大，卻是建立在對全國上下不斷吸血以壯大自身的基礎上。

而且，其黨羽肆意擴張自家土地，奴婢僕從也敢搶奪他人財物，治下民怨極重。

李資謙治國無才，馭下無術，逐漸失去了國人的信任。

各種矛盾不斷堆積的結果，便是高麗社會各階層都看不到希望，國內氣氛壓抑至極，動亂不斷，整個社會都極為浮躁，一場大的動亂正在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