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太祖皇帝趙匡胤以“杯酒釋兵權”的政治智慧巧妙破解了“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魔咒，成功結束了五代亂世，卻沒能解決亂世積累的各種問題。

其人隨後邊統一天下邊進行的一系列軍制改革，都是吸取唐末混亂的歷史教訓防範籓鎮專權軍隊尾大不掉的指標之舉，而非治本之策。

這些改革實際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軍無榮譽、兵為將有、以下克上等五代軍隊痼疾，而是以削弱軍隊戰鬥力為代價盡力消除大軍頭顛覆皇權的能量。

太宗皇帝趙光義雍熙北伐失敗後，開始執行守內虛外的國策，並大興科舉以文馭武，也是延續太祖皇帝的思路，繼續壓制有造反傳統的軍中勢力。

矯枉過正的結果便是舊的矛盾未去新的矛盾又起，不斷妥協之下，吸食王朝精血的特權階層也急劇膨脹，讓先天不足的大宋王朝過早進入了衰敗期。

待皇位傳至神宗趙頊時，不斷膨脹的特權階層已經超過了王朝能夠承受的極限，大宋的財力無以為繼，到了不變法就亡國的窘迫程度。

換句話說，就是不得不正視並著手解決客觀存在的歷史積弊。

旨在打擊劫奪國家財賦行為以富國強兵的變法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特權階層的強烈抵制，一路磕磕碰碰問題不斷。

就連意志堅定的拗相公王安石第二次出相後，也因為阻力太大變法無法再深入而以病辭位黯然收場。

一意孤行的神宗皇帝因病駕崩前，明知傾向舊黨的母后高氏一旦攝政新法成果將蕩然無存，自己的半生心血也要付諸東流。

但其人到此時已經看明白了舊黨爭奪的根本不是什麼治國理念，而是特權階層不願放棄手中的任何利益。

利益既得者是永遠不知飽足的政治生物，註定了變法與抗拒變法的爭鬥一旦開始就是不死不休的結局。

為了自己年幼的兒子能夠坐穩皇位，趙頊只能壯士斷腕，把江山託付給被後世譽為“女中堯舜”的母后高滔滔，以政治妥協換取舊黨對自己血脈的支援。

從這點上講，哲宗皇帝趙煦親政前，司馬光等人主持朝政實行“元佑更化”，對新黨進行清算，其實是提前得到了新黨締造者神宗皇帝的默許。

新黨當政時，舊黨攻擊新黨禍國殃民，輪到後者當政時，就全盤否定新黨之政，把熙豐變法後原本還有些起色的大宋折騰得一塌糊塗。

甚至不惜割讓“元豐西征”血戰取得的領土給夏國也要抹黑新黨。

舊黨如此倒行逆施，自然大失人心所望。

可以說，哲宗皇帝親政後能夠借“紹聖紹述”之名重新啟用已經被打倒的新黨，完全是舊黨自己胡作非為逼出來的。

新黨再次主政後以同樣的手段清算舊黨，也是後者肆意破壞朝廷規矩在先遭到的反噬而已。

不過，在大宋百年國運面前，新舊兩黨的恩怨糾葛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宋內部的政治鬥爭從這以後便徹底失去控制，朝堂上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讓人聯想到不死不休的政爭。

如今國難當頭，李綱聯合吳敏等人豁出性命將教主道君皇帝趙佶趕下皇位，又竭力扶皇太子趙桓登基，並一力主張皇帝御駕親征堅決抗同。

其人行事如此激烈，自是牽動所有朝臣的敏感神經。

也許李綱並沒有私心，只想盡好剛直之臣的義務，以挽救即將覆亡的大宋王朝。

但在其他朝臣看來，其人此舉就是舊人下新人上的老把戲，和大宋以往的屢次朝堂爭鬥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只不過現下時機巧妙才披上了救亡圖存的光鮮外皮，而要被打倒的物件因害怕外敵主動放棄朝廷逃離國都，才給了李綱這等莽夫成功的機會。

剛而易折，莽撞之人註定成不了什麼大事。

但李綱會不會折，什麼時候會折，都不妨礙其他臣子借其人成事之機扇陰風點鬼火，竭力擴大朝堂爭鬥的規模和力度，以實現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李相公才高八斗，曾經能夠得到道君的信用，如今又能在混亂的時局中獨領風騷，自不是真的莽夫。

其人非常清楚要想打贏一場大戰，必須有一個穩定的後方。

因而，李綱雖然惱怒白時中、李邦彥等宰執對外軟弱，動輒以下犯上當面將宰相們批駁得體無完膚。

但其人的目的只是壓制逃跑派與議和議派的氣焰，以統合力量抗擊強敵，絕沒有同軍兵臨城下還要掀起朝堂爭鬥的愚蠢想法。

所以在請動皇帝擺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