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軍陸海並進大舉進攻福建的緊急軍情送至江陵時，新宋朝廷正在為如何應對即將開始的大戰而爭吵不休。

進入十月份之後，京西南路襄州、郢州兩地的同軍斥候就頻繁越過邊境，加大了對荊湖路宋軍的偵查和襲擾力度。

而宋軍探馬冒險出境偵查，也發現了同軍正在向南面大規模集結的種種跡象。

很明顯，經過大半年時間的休整，大同帝國已經初步消化了京西、淮南四路，即將掀起第二次滅宋之戰。

敵人的用兵戰略，也沒有出乎新宋君臣之前的預料。

應該還是先利用熱點問題開戰，以在戰爭中調動宋軍的兵力部署，再集中精銳兵馬直搗新宋中樞的老套路。

現在的問題是大戰將起，新宋政權的備戰工作卻嚴重不足。

兩個月前，樞密院綜合各地上報的資料，得出全國現有兵馬計二百二十六將，總兵力六十三萬七千五百人的結論。

這個資料明顯注水嚴重，絕對不能當真。

就算是真的，也不能指望拿他們與兵馬總數更少的同軍對抗。

新宋軍隊的主體是被收編的潰兵、義軍和盜匪，兵源雜亂、整訓不足、甲械不全號令不熟，戰鬥力成疑，只比烏合之眾稍微好一點點。

這樣的軍隊，也就勉強打一打小規模的襲擾戰。

要想組織十萬人以上規模的大會戰，莫說打不打得贏，僅僅是統一指揮的問題，就能難到一眾將帥。

新宋、舊宋雖然都是宋，但已經滅亡的王朝重新建立哪有那麼容易？

即便有大同正乾皇帝故意放水，重建了大半年的新宋朝廷也才勉強壓制住內部的混亂，現在的家底太薄，實在承受不起再次大戰的失敗。

尤其是剛剛有點規模的御營兵馬，更是新宋朝廷穩定統治的關鍵。

若是輕易消耗在戰爭中，朝廷將再次失去對地方的掌控，甚至徹底淪為擺設。

考慮到這些現實困難，黃潛善等大臣建議趙構主動放棄江陵，將行在轉移至長江以南，盡力避免與同軍拼消耗。

而後，利用長江以南水網縱橫，很多地區不利於同軍騎兵和炮兵大規模展開的地形特點，與其慢慢周旋。

待熬過了大同的這一波攻擊，朝廷再聚集力量反攻江北。

客觀上講，黃潛善等人的建議比較符合新宋政權的現實，乃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但放棄江北的主張卻受到了很多大臣的強烈反對。

上個月，宰相汪伯彥護送宣和太后前往潭州，就有不少大臣彈劾汪伯彥、黃潛善等奸臣貪生怕死，矇蔽聖聽，枉為宰執。

好在趙構驅逐李綱、斬首陳東等人的威懾力還在，倒是沒人張口就喊打喊殺。

但反對南渡，要求皇帝堅守江北與大同拼正面的態度卻是極為堅決。

聰明人一切違背常理的言行背後，肯定有利益關聯。

這些大臣之所以知道江陵很難守住，仍要堅決反對朝廷南渡，乃是因為他們絕大部分就是江北之人，或者在江北有自己的利益。

朝廷只要還守著江陵，就有北伐中原，收復故土的希望。

可一旦南渡，新宋將徹底淪為割據政權，再難恢復雄心。

趙構能當上皇帝重建大宋，只是因為其人能勉強凝聚所有既得利益者的人心。

但你一面高喊“迎二聖，復故土”的政治口號欺騙不忘故土的忠臣義士，一面還沒有開戰就想著逃跑，算怎麼回事？

小趙官家透過對同外交才站穩腳跟，自然不能支援放棄江陵。

甚至，為了表達“迎二聖，復故土”的決心，證明自己所做一切都是為了江山社稷，其人還得有意打壓“逃跑派”。

皇帝拉偏架的結果，便是以黃潛善為首的“逃跑派”雖然更加有理有據，卻被佔據大義的“主戰派”罵得狗血噴頭。

不過，趙構到底不是沒有主見和決斷力的趙桓。

明修棧道不成，那就暗渡陳倉。

如：以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知潭州、以直秘閣王圭為江南西路招撫判官，遣兵部員外郎江端友等撫諭湖、廣、江、陝諸路，及體訪官吏貪廉、軍民利病。

表面看是“打壓”這些建議南渡的大臣，卻是將他們發配到長江以南籌備錢糧、招募軍隊、安撫百姓，其實就是為南渡做退路。

而對“信用”的主戰派，則委以前線督戰的重任。

如：以起居舍人唐重督荊門軍，以監察御史張所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