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團體之中，主動謀事、想事、做事的人其實是少數，盡扯蛋不幹正事的也是少數，隨大流只做事不謀事的才是主流。

優秀的團體裡主動做事的人相對多一點，扯蛋的人要少一點，隨大流的就會積極一點，而糟糕的團體則剛好相反。

徐澤在河北兩路出巡一圈後，立即驅逐範致虛、鄧洵仁、劉豫等朽官，又走朝廷渠道調來一批想做事能做事的年輕官員，立即為河北兩路官場注入了活力。

同時，其人指示還吏曹調整了部分官員考績指標，使之更契合河北的實際。

如此以來，河北兩路疲沓的官場風氣為之一轉，初步具備了落實同舟社新政策的吏治基礎。

在此基礎上，徐澤才命令培訓完畢的共建會骨幹返回各地建設基層組織。

磨刀不誤砍柴工，河北兩路共建會起步時間雖然晚了一些，但進展並不慢。

實際上，這個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

同舟社在河北兩路還沒有正式進入社會改革階段，僅僅是結合夏稅收繳對各地人口和賬面田產進行核查，就因為侵犯了部分地主的潛在利益而遭到抵制。

這些人自然不敢明著對抗，但散播謠言，背地裡說壞話等手段卻駕輕就熟。

“祖祖輩輩沒搞共建會，也照樣種田照樣吃飯，鄉里鄉親，誰不識得誰，幹嘛要入這個會？”

“造反也得吃飯，同舟社進了河北不還是要收糧，入會有什麼好？等以後共建會拿著冊子收糧拉夫的時候，有你們後悔的！”

“什麼共建會，分明就是砍腦殼會，朝廷打回來，入會的個個要砍腦殼。”

鄉村是宗法社會，大部分村子都和史家村、康家莊差不多，地主和佃戶多有親戚甚至血緣關係，基本是斬不斷理還亂。

上戶對下戶的打壓，地主對佃戶的剝削，赤裸裸地來的並不多，大多手段隱蔽，且符合此時的刑律人情。

鄉紳們也不是隻進不出的，鋪橋修路、救濟孤寡之類的公益上同樣沒少做，這讓他們多了一層偽善的外衣，說話也更有煽動性。

這就是同舟社以小吞大，一次性接手百餘縣的弊端，缺少大範圍戰爭對反對勢力的滌盪和震懾，底層組織的建設就缺少一些“戰鬥力”。

好在徐澤早有準備，朝廷轉運河北的物資分配到各府州後，他便拿出部分錢糧，作為官府補貼，用於各地共建會組織的農業基礎、水利工程、道路管網等專案建設。

加入共建會的百姓透過務工，能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基礎設施也在日新月異，樸實的百姓對這個全新組織的認同度也迅速提高，漸漸願意講真話了。

法曹則趁機入手，狠狠懲治了一批劣跡斑斑，民怨極重的上戶，進一步贏得民心的同時，也展露了同舟社隨時都能掀桌子的反賊屬性，有效震懾了反對勢力。

隨著管理的觸角逐漸延伸至社會最底層，各地的情況逐漸清晰起來，同舟社終於實現了對河北兩路的名義掌控到有效管理管理的過渡。

各地步入正軌後，徐澤暫時沒有出巡計劃，而是留在大名府，除了處理日益繁重的公務外，主要是集中精力舉辦軍官輪訓。

牛皋、李逵、武松各自負責方向的舊軍隊整編計劃已經透過稽核，正逐步展開整編。

當然不可能如李逵初步計劃中的“一條龍”形式，由他們整編到底。

士卒整訓由各軍教導營自行組織，但營以上軍官必須集中到大名府，接受社首親自組織的輪訓。

此舉不僅僅是為了防止在擴編過程中出現軍隊私有化和上下級人身依附問題，還有軍隊戰鬥力方面的深遠考慮。

徐澤計劃整訓之後的各部隊更戍，也要跨“軍區”調動。

並且，不會繼續維持趙宋這種撒胡椒麵的做法，搞得到處都有軍隊，結果到處都不能打。

這種力量分散的駐軍模式，明面上是讓各軍分散就食，以減少糧草轉運的損耗和國家軍費負擔。

真正的原因所有人都清楚，就是怕軍隊造反。

趙宋除了京畿集中駐守皇帝的“親衛兵馬”殿前司外，各地都有軍隊，以相互制衡。

而且，一個“軍”之下的各指揮還要分置全國，各路州的“將”也是由各軍不同的指揮混編，導致軍隊組織體系非常混亂。

即便要打仗了，臨時組建軍隊大編制，也不可能出現某軍都指揮使指揮自己那一軍的情況，還是武衛、宣毅、保捷之類的一堆指揮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