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之中，攻守雙方的情報不透明很容易造成各自的形勢誤判。

又因為訊息傳遞的落後手段造成的延時性，雙方在戰爭中的應對便會嚴重脫節。

大同一方，徐澤聲東擊西，帶兵南下前，就已經做好了兵進河東路代州的準備。

而趙宋一方，直到雙方談判正式開始前，教主道君皇帝趙佶還一直活在徐澤帶兵南下抓自己的恐懼中，從一開始就誤判了形勢。

收到徐澤威脅出兵的國書後，趙佶不敢坐以待斃，立即做了多手準備。

一面遣職方員外郎秦檜進入河東路，詔令河東宣撫使譚稹嚴懲“擅自”招誘大同百姓的邊臣，以求息事寧人。

並令其人繼續北上，說服金國出兵攻擊大同或陳兵邊境，迫使同軍不能南下。

一面又派遣中書侍郎白時中為使，計劃北上燕京府，向徐澤解釋同宋兩國之間的“誤會”和本國的處理，請求其人勿忘睦鄰友好，息怒止兵。

同時，還召蔡攸、高俅、种師道等人商議軍情，做好萬一賊軍南下，就硬著頭皮打一仗的準備。

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不同於區域性小規模衝突。

雖然戰爭起因有各種稀奇古怪的原因，充滿了偶然性，但戰爭從醞釀到爆發卻是有跡可循的。

並且，對被攻擊一方來說，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外交斡旋和備戰。

戰爭發起方基本不會毫無徵兆的發起突擊，並不是沒人想過這種超前的戰術，而是落後的生產力和鬆散的政權組織力無法支撐這套戰術體系。

正常情況下，從外交攻勢到戰爭動員，再到軍隊部署調整、糧草徵集轉運，直至戰場遮蔽、兩軍小規模衝突逐漸升級，誤導防守方做出錯誤的判斷，並打亂其兵力部署。

最後，才是攻擊方調集主力，畢其功於一役。

所以，大國之間全面戰爭的準備時間動輒以年為時間單位。

即便是金國這種應戰而生的野蠻政權，發起滅遼之戰時，也前後準備了數年時間。

結果，還將“閃電戰”打成了追擊戰，最後還變成了消耗戰、治安戰。逼得完顏阿骨打不得不放棄滅遼戰略，轉而安頓內部，重新蓄積力量。

而趙宋這種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和巨大戰爭潛力的王朝來說，只要統治者不放棄，想一戰滅其國也基本不可能。

因此，教主道君皇帝應對同軍可能入侵所做的準備，是非常全面而充分的。

正常情況下，足以阻止徐澤出兵。

可惜的是，其人遇到了一個另類。

從不按常理出牌的徐澤又一次違背了常理，其人在向趙宋發出出兵警告前，就已經率兵南下了。

趙佶派往河東的使者秦檜動作並不慢，但徐澤出兵的速度更快。

其人走到太原府，同軍就已經攻入滑州，再次威脅開封府了。

只是，太原與東京相距千餘里，道路又曲折難行訊息傳遞嚴重滯後。

開封府形勢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就發生瞭如此急劇的變化，一路急趕的秦檜自是不知道。

秦檜出發時，教主道君皇帝尚不知道徐澤已經南下。

天子讓秦檜帶給河東宣撫使譚稹的秘旨，是立即拿下知代州事兼沿邊安撫使郭仲恂，並由出使燕京的白時中向徐澤解釋這一點。

若徐澤出兵太快，情況萬分危急，則允許譚稹殺掉郭仲恂，以平息徐澤的怒火。

譚稹雖是繼童貫之後的統兵宦官第一人，但其人的威望和資歷皆遠不及童貫，到河東小半年了，都沒有理順上下關係。

這個時候，天子卻以秘旨要求其人殺邊臣以息敵國之兵，譚宣撫如何敢奉詔？

郭仲恂雖是武臣，但能做到一州知州兼安撫使的武臣，又怎麼可能是一般的武夫？

其人出身鉅鹿郭氏，相對於安陽韓氏，鉅鹿郭氏自是不值一提，但在武臣之中，鉅鹿郭氏的名聲卻相當大。

數十年前的神宗朝，率三十萬大軍徵南征交址的郭逵郭仲通便是出自鉅鹿郭氏。

憑此戰，郭逵乃與狄青齊名。

郭仲恂無論官位、家世，還是在軍中的關係，都非同一般。

應州之事本就是譚稹提議，得到了天子口諭授權，郭仲恂只是奉命行事的具體執行者，能有什麼罪？

天子就算害怕徐澤出兵，要甩鍋，也不能這麼甩。

而且，奉命行此事的也不止代州一地和郭仲恂一人。

豐州、府州、火山軍、岢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