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所知道的京東大戰，自然是徐澤想讓朝廷知道的大戰。

實際上，在京東東路，同舟社與紅五營的確在進行一場“大戰”。

但敵我雙方的攻守之勢，與朝廷知道的剛好相反。

傳到東京的急奏，全是徐澤提前編好，再由留守之罘灣的秘書按時發出。

儘管京東數州早就被紅五營拿下，實際也就是在同舟社手中。

身處局中，很多聰明人也能猜到同舟社和紅五營之間有某種聯絡。

但吃相不能太難看，必要的“管轄權更替儀式”必須要走。

不然的話，會為日後的管理埋下很多隱患。

官匪不兩立，這種管轄權更替儀式只能是戰爭形式。

優秀的統帥總能把握稍縱即逝的“戰機”，時刻把注意力放在戰局變化上。

而不是看菜下飯，朝廷不給好處就不打仗，給多少好處就打多大的仗。

徐澤毫無疑問是這個時代最頂尖的優秀統帥之一，所以，在張邦昌、田慶到達登州前十天，他就安排同舟社出兵了。

趁著紅五營賊軍在徐州與官軍對峙的時機，登州兵馬再出萊州，直下北海。

賊軍此時大部抽調到了沂州南線，北線空虛，守城的賊軍見官軍盛榮，不敢對抗，立即開城而降。

僅僅用了三日時間，同舟社就收復了濰州全境。

兩個月之內，濰州四次易手，局勢變化太快，讓很多人都有些反應不過來。

大部分時間裡依靠本縣弓手防守的昌樂縣，就出了點小狀況。

棄暗從明的獻城義士們喜迎王師，再次上演了痛訴賊軍種種罪行的戲碼。

義士們的行動成功引起了隨營軍法官康達的注意，其人非常重視此事，對這些人的口述做了認真的筆錄，並第一時間上報給了憲曹曹首周畀。

因義士們反映的情節很嚴重，周畀不敢擅自作主，又上報給了徐澤。

徐社首翻了翻滿是漏洞的供詞，當即作出批示：

由法曹、監曹和憲曹組成專班，嚴查此事，一查到底！

經過數日時間緊張地調查，基本可以確認絕大部分的控訴“罪行”純屬捏造。

樂昌城頭的不倒翁們聰明反被聰明誤，自有相關法規懲罰他們。

不過，這些供詞中，並不全是捕風捉影之詞。

諸如有“賊軍”藉口搜查細作而擅入民宅敲詐主家，或以公務為名向百姓“借東西”不還，又或者肆意打罵有細作嫌疑之人等等問題，就確有其事。

這些問題，相對於其餘的賊軍，甚至朝廷的官軍來說，根本就不是個事。

不然怎麼叫賊過如梳，兵過如篦？

不做惡事的賊軍，叫什麼賊軍？

但對同舟社來說，就是大問題。

即使假扮賊軍，那也是同舟社的賊軍，也要執行同舟社的軍紀。

軍紀、軍魂的塑造需要長時間的堅持，毀掉它，卻只需要在一些小事的放任。

在執行軍紀上，徐澤一向是從嚴從重處理的。

這件“小事”鬧大，真不怪康達、周畀小題大做，他們就是做這事的，不敢不嚴。

其實，問題遠不止這些，也不光出在樂昌縣一地。

同舟社軍隊這段時間擴張太快，兵員素質參差不齊，軍紀整體上是在下降的。

而分散駐紮，以及長時間、高強度的行軍和作戰任務，也很考驗部隊的韌性。

就算朝廷在戰略上始終處於被制地位，官軍一直被牽著鼻子走，戰鬥力也明顯比同舟社要弱很多。

將士們和官軍作戰時，實際是流汗多，流血相對較少。

但打仗總是要死人的，就算死的人少，那也是死。

大無畏的人永遠都是極少數，眷念生而畏懼死才是人之天性。

面對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死掉的壓力，有些人逮著機會就想放縱一把，

少數頭腦不清晰的軍官也對這些行為睜隻眼閉隻眼，還美其名曰“激勵士氣”。

軍紀鬆散是一方面，還有因為接連吊錘朝廷的軍隊，導致官兵信心爆棚，盲目自大的問題。

官兵中，尤其是在一些中高階軍官中間，“打到東京去，同舟全天下”的言論，有不小的市場。

受大戰勝利的鼓舞，政務系統中，也開始出現一些激進的聲音。

與官兵們希望建功沙場，不斷擴大地盤和統率兵力的直接粗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