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五年時間，能成為一任知縣，對他來說，既是知遇之恩，更是無形的壓力和鞭策。

為了做好本職，蕭讓大量的時間都花在實務和學習上，原本的臨字功底因為摸得少，反倒有些退步了。

但其人畢竟是政史功底淺薄，一時也想不到更深的層次，只好結合孟侃的回答提出自己的反思。

“下官實未考慮周全，僅有兩點愚見。以熙豐變法論，神宗皇帝的決心至少不下秦孝公，只是國內情況更復雜而已；再則，秦漢之風不同當代，徒木立信的做法恐怕也不適用。”

蕭讓的觀點沒錯，討論任何政策的得失必須結合當時的實際，不然就失去意義。

戰國之時的情況和當下完全不一樣，孟侃將兩件事割裂開來比較，本就有失公允。

熙豐變法就是後世講的“王安石變法”，但時人多不這樣稱呼。

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次變法雖然最初由王安石提議並主導，可王安石真正主持變法的時間只有五年。

神宗皇帝趙頊雖然秉持祖宗傳下的異論相攪，一直沒有徹底禁止扯後腿的舊黨，但推行新法卻不遺餘力，即便王安石兩次罷去相位的十餘年時間裡，改革也在不斷深入。

在歷史上，還有一位決心更大的改革家——王莽。

其人以皇帝身份親自主持變法，時間也不短，而且一直變到亡國，決心更大。

孟侃和蕭讓的回答，給了不少緩衝時間，眾人基本有了自己的答案，皆踴躍發言。

有人旁徵博引，分析很有深度；

有人就事論事，比起孟侃略強；

還有些人話中有話，藉機勸諫；

徐澤都未置可否，還不斷拓展話題，把討論引向深入。

眾人也在社首的頻頻點頭中，越講越利索。

一旁的朱提和另兩名秘書則運筆不停，快速記下眾人的發言。

輪訓既是統一思想，改進工作作風的必要步驟，還是徐澤深入瞭解下屬官員思想和能力的有效手段。

對軍官，徐澤更注重命令和灌輸，對文官，他則多傾聽和引導。

思想在碰撞中昇華，上午便在討論中一晃而過。

一些人才想起登州叛亂之事，只是社首不提，他們也不敢亂議論。

下午，徐澤上新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