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夜之事後，經“忠直”臣子們的不懈努力，大宋皇帝終於作出了重大讓步。

正月二十一，天子命開封府釋放了大部分涉案者，並當場宣佈大赦。

但同舟煙花鋪人員不在其列，理由是案情還未調查清楚。

一日後，天子連下兩詔。

其一，“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亦得準依無過人例”。

其二，“監司輒以禁錢買物為苞苴饋獻者，論以大不恭”。

第一條，是恢復了部分“元祐黨人”的政治待遇。

從崇寧元年定元佑黨籍算起，已經過去了十餘年，很多列籍之人都過世了。

還在世的，就算恢復了政治待遇，仕途上基本也沒了指望。

此事其實是形式大於內容，表明皇帝逐步放開黨禁的謹慎態度。

嚴格來講，元祐黨事件其實是五十年前熙寧變法新舊黨爭的延續。

甚至，再往前二十幾年的慶曆新政也能追溯到一些根源。

到現在為止，黨爭仍在延續，而且不斷變本加厲，還遠遠看不到其終結的那一天。

第二條，其始作俑者乃是現任大名府知府的樑子美。

十幾年前，樑子美任河北路轉運使期間，用稅款買“北珠”以獻皇帝，

樑子美此舉頗遭同僚鄙夷，卻得到了天子嘉許，然後，其人便一路青雲直上，位列宰執。

其後，各路轉運使便爭相向皇帝進奉“羨餘”，

時至今日，此風越演越烈，已經嚴重危害到大宋的民生和政治生態。

其危害，比起徐澤記憶中的“生辰綱”，猛烈百倍不止。

天子連下此兩道詔令，也算是做出重大讓步，很有“誠意”了。

“忠直”臣子們自然見好就收，偃旗息鼓，以等待下次時機。

至於還沒有放出的同舟商鋪人等，明眼人都知道此事牽扯到尾大不掉的登州軍頭徐澤，

大宋文人怎麼玩都行，但別沾染軍隊，不然就是自取滅亡，因此，沒有人敢在這事上亂髮表意見。

由是，上元夜大抓捕造成的政治風波終於平息，唯一的變局只有同舟社的應對了。

兩日後，東京城中的大佬們終於等來京東東路的訊息，卻不是來自登州徐澤。

萊州知州龔孝序急奏：

臥牛山賊人李子義正月十六日突然下山，圍攻即墨縣城，

提前埋伏在城中的內應趁亂開啟城門，即墨縣陷落。

萊州兵馬為奪回即墨縣城，倉促出戰，因兵不習陣，兩戰皆敗，只能退守掖縣。

賊人趁機裹挾民壯，再陷萊陽城，萊州連失兩城，情況危急！

龔孝序一面行文濰、密、登三州，提醒各州穩控屬地邊境，防範賊軍流竄壯大。

並請求朝廷速派精銳大軍入萊，剿滅匪亂。

一面又在急奏中隱晦提到，賊人禍亂境內已有數年，

即墨縣數次出兵，一直未能剿滅該賊，

除了臥牛山地形複雜，賊人善於用兵，剿之不易外，

還因為臨州官軍姑息，故意養寇所致。

忽略掉臥牛山賊人“突然冒出”這點細節，

坦白地講，龔孝序的應對還是中規中矩的。

而且，李子義部賊軍下山的時間是正月十六日，

還提前在即墨城中安排了內應，其部準備攻城的時間只會更早，

絕不可能和東京城中的動亂扯上關係，更不可能與同舟社有聯絡。

因此，接到萊州急奏後，趙佶和一眾重臣都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萊、密兩州姑息養賊，致兩縣陷落的問題，需待平亂後再追究，

京中同舟商鋪羈押人員，也不是現在要考慮的重點問題。

當前最緊迫的事，是迅速控制萊州境內的賊軍，

先防止其進一步做大，再想辦法剿滅。

“兩府”合議的結果，傾向於調登州第二將入萊平亂。

甚至還有人異想天開，廷議時建議，

趁平亂之時，密詔其餘各部兵馬，合圍徐澤部，迫其繳械，一併解決登州第二將的問題。

此提議引起了皇帝的興趣，詢問樞密使童貫的意見。

童樞密好歹也是統帥西軍打過多年仗的老行伍，

清楚紙上談兵的危害，當即駁斥了此種想當然的言論。

打仗又不是下棋，就算是下棋，棋子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