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卻偏偏還要去做的那個人嗎（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可見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差不多已是眾所周知。

對於孔子的這種精神，我是由衷地敬重。要知道，就連那些“可為之事”，某些人都是不屑一為的，何況原本就“不可為”？不是說孔子樣樣都對，但這種精神值得敬重。沒錯，孔子那個時代，確實是問題成堆，積重難返，正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論語·微子》）。然而，正因為人心世道壞成這個樣子，才更需要有識之士挺身而出，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如果天下太平，世間有道，當然可以坐在家裡高談闊論，著書立說，或者在曠野上種棵大樹，“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莊子·逍遙遊》）。但是，現在樹都快倒了，你還睡得著嗎？既然睡不著，那麼，即便明知以一己之軀扛不住這棵樹，也得去扛啊！

何況這個社會總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隱士。都去做隱士，人類社會就真成動物世界了。不要以為隱士就清高。有真隱士，有假隱士。真隱士真清高，假隱士假清高。區別真假的標準，就看他們說不說話。真隱士是不說話的，要說也是自己說，不強迫別人同意。對他們，我也敬重。最可鄙的是那些冒牌貨。自己不做事，還不讓別人做。誰要出來做點事情，他們就潑冷水，放冷槍，橫挑鼻子豎挑眼，一百個不樂意，一百個不順眼。這種人，八成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或者站著說話腰不疼，要不就是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清高”。

社會既然總要有人做事，就得提倡做事的精神。而且，為了把話說透，說到底，還得提倡“知其不可而為之”，至少也要肯定、支援、敬重。因為只有當“不可而為”都受到敬重時，那些“可為之事”才會有人去做。實際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麼都不做，他總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問題是何所為，何所不為。如果選擇的標準只是可與不可，那就只有功利沒有道德了。前面說過，道德是必須有超越性的。在這裡，人們需要超越的，便正是那個“可”字；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就恰恰具有這種道德的超越性。

六　儒道再評價（5）

這就是“德”了。何況儒家雖然主張“有為”，卻並不主張“有求”。他們是“有為而無求”，即不問收穫，只問耕耘；只重過程，不重結果。正如子路所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也就是說，他們並非不知道事不可為，或事已難為，甚至一開始就沒打算成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又為什麼要去做呢？道義使然，責任使然（行其義也）。顯然，他們的“有為”，不是為了別的，只是由於道德本身的要求，只是為了實踐自己的道義和責任。因此，如果說他們有所求，那也是隻求問心無愧。

問心無愧、盡心盡力以後，儒家便把事情的成敗交給了命運（天命）。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總之，做，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責任。至於主張能不能推行，主義能不能弘揚，理想能不能實現，都聽天由命吧！

這就是儒家的“天命論”，曾經遭到墨家的批判。墨家認為，如果贊成這個理論，必定是統治者“不聽治”，老百姓“不從事”，大家都消極怠工，這就“足以喪天下”（《墨子·公孟》）。其實這是歪曲，或者是誤解。你想，就連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孔子都還要去做，怎麼會主張消極怠工？可見孔子的“信命”，並非不努力，更非不負責，只是不對結果抱幻想，認死理。在決定一件事做不做之前，也不問可否，不求成功。只要是該做的事，就義無反顧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盡心盡力地去做。至於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爺的事。這就叫“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請問，這是宿命論嗎？

既然不是宿命論，為什麼還要講“天命”呢？原因也很簡單。我們知道，人類的實踐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事事成功。何況孔子他們要做的事情，原本就是不大可能成功的。這就需要解釋，也需要安慰，還需要有個說法。怎麼解釋？怎麼安慰？什麼說法？在當時的條件下，恐怕也只有歸於“天命”。因此“聽天由命”云云，說到底，不過主張“隨遇而安”。其實到了“隨遇而安”的境界，也就無所謂命不命的了。怕的是“遇而不安”，這才要講“天命”：命裡有，不拒絕；命裡沒，不在乎。該幹什麼，還幹什麼。該怎麼辦，還怎麼辦。這怎麼能說是宿命論呢？

正因為孔子的“天命論”不是“宿命論”，這才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