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長曾茂朝顯然也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計算所的財務狀況非常糟糕。1984年，全國都沉浸在一種激昂的情緒中，可計算所卻開始冷清。一個傳言讓曾茂朝寢食難安——中央政府就要頒佈一個《關於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已經把計算機列為應用科學，其財政撥款將在下一年削減20％，還將在5年內全部取消。資金沒了，不單意味著全所的員工無法開展正常的研究，更意味著大家可能連肚子都填不飽。

柳傳志屬於敏感的人，他開始琢磨這些事。

他記得當時社會上有個形象的說法，“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大夥兒聚在一起討論說知識分子的待遇不好、生活條件差。柳傳志想了想，覺得這句俗話說得好啊，操手術刀的大夫，還比我們有貢獻呢，人家還能救人命呢，我們給國家創造什麼了，技術不能變成實際的東西，成不了大氣候。

柳傳志想調工作了。他回憶說：“不單單是上面說的原因，而且當時我看磁記錄的研究方式，很難跟得上國外的先進水平，個人前途沒出路。1984年，中關村已經有人開始辦企業了，科學院又在號召，我當然就特別想做這件事。”

是的，柳傳志不是第一個創業者，更不是最後一個。先行者出現在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最年輕的研究員陳春先到美國加州的“矽谷”轉了一圈。他第一次驚奇地發現，美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總是急於把自己的發明、專有技術和知識變成產品，創造幾百億元產值的新興工業。相比之下的中關村，人才密度不比舊金山和波士頓地區低，但創造的價值卻不值一提。陳春先覺得，中關村還有很大的潛力沒有被挖掘出來。

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發展技術服務部開辦。根據後來學者的考證，陳春先是中科院第一個辭職的研究員，他成了在科技大潮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家公司是中關村第一個民營科技企業，7個年輕人，借債500萬，加上一間舊車庫——和矽谷學生創業之路如出一轍。

“下海”成為當時的流行詞。公司一個個出現在中關村大街上，“兩通兩海”——京海、科海、信通、四通，是當時最著名的四家，都由中科院研究所的工程師創辦。他們當中走得最早的，比柳傳志提前了至少12個月，而且走得更加義無反顧。

去這三家公司的人多數屬於中專生，還不是技術骨幹，但待遇比所裡的技術骨幹好了很多。計算所的人開始議論紛紛。這時候科學院又明確地下達檔案，說要在五年之內把應用型研究所的經費逐漸削減為零，讓研究所靠市場的力量去生存。

曾茂朝開始行動了。他召集大夥兒，想辦一個公司闖闖看。當時柳傳志已經調到科學院的領導幹部處工作，聽到這個訊息，立馬回來了。

創業之前的柳傳志，對資本、資本家完全沒有概念。學工科出身的他，從小就喜歡看書，但他沒有看過《資本論》，也從來沒想過要進入經濟領域，而且銀行是幹什麼的好像他也完全不知道，即使他父親在銀行工作。

40歲那年，柳傳志下海了。他在最短的時間內弄清了什麼叫經濟，什麼叫資本。他開玩笑地說，或許是因為他父親的緣故，與DNA有關。

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先生，育有兒女四人，老大叫傳善，後改名傳志。柳傳志說，中國傳統的嚴父慈母模式，在柳家也不例外。“我母親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我父親是個有塊雲就要下雨的人。我是老大，脾氣秉性最像父親。雖然我和父親也有不同，但他的某些行事原則確實讓我特別受用，比如說像誠信，說了話一定要做到。他是一個說了話一定要算數的人，這潛移默化地在我心中產生影響，就是把信譽看得特別重。”

“現在有人覺得我40歲下海很老了，很多人不知道我父親是63歲才下海，相比之下，我年輕多了。”柳傳志提到了父子二人雙雙下海的事。

“在研究所工作，是件很不錯的差事，但我決意要闖蕩了。我不甘心在那兒。父親給了我很大的支援，我們父子倆達成了共識。按理說，63歲該退休了，但國家的變化會影響到個人的生活，改革為我們兩代人提供了共同的機會。在改革面前，我和父親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年齡，只有一個想法，好好折騰一番。40歲下海，我還年輕。”

從現在的文獻資料可以查到，到1984年10月聯想成立之時，中關村已經擁有40家科技企業，而且還擁有了“電子一條街”的名聲。然而，在當時的改革浪潮中，這樣的稱謂並不是中性的，更不是完全褒義的，它有時意味著“騙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