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兩年調幹的命令，光他那裡記錄在案的就有18次。每次少的有二十幾個人，上千的有幾大批。刁仁文說，人事調動保密非常嚴厲，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兒女，親戚朋友就更不用提了。宋部長說，你調人員要給人家講清楚，二機部許多地方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有艱苦奮鬥的準備。

劉傑說，在蘇聯談判，回來以後，那個規模大小，投資多少，不是有爭論，遲遲定不下來嘛。但是很多人員已經陸續調來了，就在西苑旅社住著。有些人在學習中提出很多意見，到1957年反右派被錯劃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名是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送到牡丹江農場勞動改造，最後死在了那裡。另外一件事情是後來在反右傾時，有6名局級幹部被批判，造成了不良影響，這些都讓人一想起來便心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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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主席親自管的事（3）

對於這段經歷，刁仁文感觸很深，他說當時因為許多基礎設施還沒有建起來，有不少科技人員調來後，認為把自己耽誤了。1956年開始整黨，叫大家提意見，黨內黨外都可以提，大家就提了些意見。性格內向的人，說話比較慎重，性格外向的人，知道什麼事拿來就說，結果言多必失。趕到1957年一反右派，後一類人往往成了批判物件。要定右派時；把名單拿到宋部長那，宋部長不同意，不讓我們擴大打擊面，不過還是錯劃了43個，後來都平反了。

1957年初夏的一天，擔任二機部生產科技局局長的白文治剛上班，宋任窮便找到他，讓他一起去聶榮臻辦公室。聶榮臻的秘書安東出面接待，趙爾陸和王諍也在場。不多一會兒，聶榮臻走了進來，坐下就談起了原子能工業建立起來之後再如何進行的事情。聶榮臻說，下一步該怎麼搞，核武器和運載工具如何搞都沒有明確，要慎重研究一下。幾個人討論了半天，聶榮臻還給李富春打電話，說了很長時間。白文治記得聶榮臻對著電話強調說，按照協議，鈾…235和鈽…239搞出來之後，再進一步怎麼搞法很不明確，我認為要向蘇方提出核武器問題，如果他們不給的話，那麼打起仗來我們只能小米加步槍了。我建議這個協議要暫緩執行，不然的話，花了那麼多錢，還是沒有核武器，造成損失。

白文治當時並不明白，為什麼聶榮臻想推遲執行費了很大勁才和蘇聯達成的援助協定，也不敢隨便打聽這個問題。直到40年之後，他才從當年二機部駐蘇商務代表陳徵那裡瞭解到，為什麼聶榮臻會提出這樣的意見。

陳徵說，援助協定由中央批准後，周總理讓我把那份全權委託書帶到莫斯科，交給李富春。8月讓我去，說你去的時候要帶個批件，富春同志在那兒，馬上要簽字，你要把這個委託書帶去，可不要弄丟了。我說丟不了，要丟連我一起丟。到了蘇聯，找使館商務參贊李強，李強開玩笑說，沒有國內的通知，我不能接收你。後來二機部的通知到了，他來找我，我就在使館商贊處住下來了。當時王淦昌、周光召他們不是都在那裡嘛，他們老吃俄國麵包不行，就找我，說你是我們的領導，給我們做點中國飯吃。我就找李強參贊，在使館解決這個問題。我說這些專家，你們給弄一點吃的，要錢的話從我工資里扣。王淦昌他們吃了使館的中餐很高興。我說，雖然好吃，你們可不能常來啊。到了1957年4月，聶榮臻同志到黃金海岸參加迦納共和國開國典禮，回來經過莫斯科，做短暫停留。他告訴劉曉大使，說我要找蘇聯原子能工業部的部長談一談。劉曉就給二機部駐那裡的組長張化東打電話，讓他聯絡一下。張化東就找我。我說那好，馬上和蘇方聯絡，約定會見時間。第二天上午劉大使陪聶帥，叫我和翻譯參加會見了斯拉夫斯基。聶老總說我這次回國路過這裡，有個事情我想談一談。現在有關原子能合作的許多事都在進行，下一步有什麼問題？意思是想深入一點兒，看搞這些東西幹什麼。結果斯拉夫斯基說，我是搞民用的，別的我不知道。會見就這樣草草結束了。後來才聽說，斯拉夫斯基受了批評。

聶榮臻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憂慮，是有現實原因的。蘇聯援助中國建立原子能工業的協議敲定之後，很快便進入了實際運作階段。當時正值中國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聶榮臻是分管科學技術工作的副總理，當然要考慮到原子能工業建設的後續問題。

這個問題既是新問題，也是老問題。說是新問題，是中蘇協定中沒有列入核武器方面的內容，中國自己在工作計劃中也沒有這方面的安排。說是老問題，是早在兩年前劉傑就向薄一波提出，後來又獲得周恩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