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與潛在增長之間的關係，難度之大，難在處於特定階段。儘管面臨的難度很大，中國在“九五”時期卻依然成功地把現實增長率調控在潛在增長率的區間之內，中國現階段潛在的增長率是8％到9％之間，而‘九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8。3％，與此同時，市場物價漲幅只有1。8％，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局面。

這確實是個謎，其中奧妙何在？有關人士分析其原因認為：一是科學的宏觀調控。“九五”時期，政府宏觀調控的及時性、科學性、有效性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突出。調控的藝術性和科學性明顯提高。1996年底經濟實現軟著陸後，面對1997年下半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大洪水，沒等問題發展到不可收拾，中國政府即及時調整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從“九五”初期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時轉為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再輔以靈活的經濟槓桿調節，核心是擴大內需、促進增長。

這可以從兩個指標看：在“八五”時期，M0、M1、M2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幅度分別是24。4％、28。1％、31。8％，個別月份甚至達到了60％到70％，貨幣失控的狀況是比較明顯的，而“九五”時期這三個指標下降為13。2％、17。2％、17。2％，使整個貨幣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相適應，從源頭上管住了引發通貨膨脹的可能。

從1998年開始增發3600億元的特別國債，集中用於基礎設施、農業和科學教育的建設、企業技術改造等。比較好地解決了財政資金的投向，既能增加短期需求、又不會構成通脹、還能為今後經濟增長奠定物質基礎的問題，投資的有效性明顯提高。

“九五”時期，由於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中國經濟既具備高增長的潛力，又存在著需求不足的隱患，極易出現低增長低通脹的滯脹局面。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正是適應了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這一變化和國際環境的變化，促進了這一階段性矛盾的解決。

靈活的經濟槓桿調節是指，充分利用利率、匯率、價格、稅收等手段，尤其是既加強了對市場物價的監管，又不失時機地推進物價的改革，使得物價的變化更規範，避免了過去曾經出現的由於市場秩序混亂而帶來物價過度上漲的局面。

二是供求形勢改善，抑制了物價上漲。“九五”時期，供求形勢由原來的短缺轉向相對寬裕，從賣方市場轉向了買方市場。供給方面明顯改善，尤其是農業從1996年開始連續4年大豐收，從源頭上有效地抑制了物價上漲。而中國1993年及以前幾次高通脹都是從農業產品短缺導致大幅度漲價開始的。

從需求角度說，消費者心理逐步走向穩定、消費的行為走向理性、消費的價值取向走向成熟，就使得過去由於盲目搶購帶來的不正常的物價波動得到了遏制，從需求方面減少了對物價的衝擊。出現內需不足和整個經濟發展階段有關，“九五”時期進入總量相對寬裕的新階段，總量不足的矛盾逐步為結構性的矛盾所替代。總量的問題得到初步解決後，無論政府、企業還是消費者的行為，都有個調整、適應的過程，需要有一個貨幣積累、觀念轉變、政策配套和產業調整的過程。在適應過程中，往往容易出現階段性的國內需求的收斂，客觀上就會出現需求不足的矛盾。再加上這幾年農民收入增長比較慢，農村市場開拓受到影響，客觀上會放大這種經濟轉型期需求不足的矛盾。

另外的原因是“九五”時期加快結構調整步伐，一方面，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局面進一步鞏固，新經濟增長點逐步增多；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企業組織結構調整取得積極成效。隨著結構的最佳化、技術的進步，即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增長成分得到一定抑制，集約型的增長成分在加大，帶來了勞動效率的提高、資源消耗的減少，也就必然帶來了低物價，帶動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的形成。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較好地抑制了盲目的無效的過度的需求。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是能夠較好地解決經濟行為的自我約束問題，在市場經濟下人們的消費、投資行為更加謹慎，更加符合交易的原則。金融體制、國有企業、社會保障體制諸項改革的深化，使得銀行的貸款行為、企業的投資行為、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都更加謹慎，考慮風險、考慮效益的意識明顯強化，從而使經濟體制中間內生出一種抑制無效需求的力量，使整個資源的流向更加平穩、更加有序。這是一個重要的體制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