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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說上面都算儒者的小說家言，那關於清時湖北巡撫胡林翼的一則傳聞則頗富真實性。有一則筆記曾詳細記載了胡林翼的一段軼事。胡氏文武雙全，名重一時，當時治軍武昌，手下有一武將鮑超最為其所器重。一日，主管文化教育的官員俞某任滿將返京，胡林翼設宴餞行。少年及第的俞某在席間絲毫不理飲酒作陪的鮑超，大大地耍了一下知識分子的威風。這一切，自然被作為當地知識分子權威的胡林翼看在眼裡。第二天，他作東宴請俞某和鮑超，席間，胡氏以翰林老前輩的身份對俞某大加訓斥，面對這樣一個高階知識分子，學問短淺、官職低微的俞某自然只能唯唯受聽。席終，胡林翼使出了最絕的一招，三人結拜兄弟，俞某心有不甘，當此情勢之下，卻是奈何不得，只好按胡為老大、鮑為老二、俞為老三的順序作了兄弟。這時候，胡林翼說道：“如今俞某為我輩小兄弟，有什麼錯誤可以面訓，勿相芥蒂也。”鮑超出了一口氣，當然高興得緊。那俞某本心胸狹窄，一直鬱郁，竟在返京路上投井而死（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胡林翼一代豪傑，搞了這麼一個堪稱示範的刻薄遊戲，著實為朋友出了口惡氣。他也許不知道俞某的氣量那麼的小，否則也不會如此惡毒了。終究，人命關天呢！

不管是寫出刻薄意味甚濃作品的蒲松齡、紀曉嵐，還是政聲卓著的胡林翼，都算得人中之龍、世上英傑。這倒應了沈三白在《浮生六記。閨房記樂》中評價《西廂》的那句話：“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事情確實是這樣，有人富刻薄之心，卻沒有這麼好的表達才能；有人具萬頃之才，卻無刻薄之心，只有像蒲松齡、紀曉嵐、胡林翼這些人，能把這兩者完善地結合起來，給後世的我們留下了茶餘飯後的談資。

躲藏在學問深處

清代文字獄的興盛，使文化界一時噤若寒蟬。許多士人便也不再做聲，埋頭書本，不問政事。――什麼事情都敵不過光陰。時間一長，這居然成為一種穩固的風氣。不要說乾嘉學派興起的盛況，就是一般讀書人埋頭苦讀、專心學問的事情也變得相當普遍。這些人在小學、訓詁、考據等學問之間孜孜以求，把學問當成他們人生最大的追求，甚至連天下讀書人苦苦追索的功名，他們也可以放在一邊。如此一種“純學術”的人生選擇，倒也構成了那時一道獨特的風景。

孔子第六十八代孫孔廣森的學問做得不錯。乾隆三十六年就中了進士，選到翰林院作庶吉士。少年得志，本來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可他生性對名利看得很淡，只是喜歡讀書寫作。在為官時，也不願與達官貴人打交道。最後，竟主動退出官場，把自己的餘生奉獻給了他喜愛的學術事業。他的著述十分豐富，“著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著有大戴禮記補註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禮學卮言六卷，經學卮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這累累書卷，後面隱藏的是一個人為學術棄功名的人生抉擇。（《清史列傳》）在孔廣森中進士後的第二年，安徽人金榜也以第一名的成績中了進士。這個金榜與孔廣森有著同樣的愛好，——“性嗜學”。朝廷剛一授官給他，他就告歸了。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到“經籍”的研究上。晚年時光，由於坐骨神經痛，他躺在床上起不了身。都這樣了，他還是不放棄自己的學問，在床上口授，讓弟子記錄，硬是寫成了《禮箋》十卷。（《儒林瑣記》）與此類似的還有“家世貴顯”、曾寫出了《史記志疑》三十六卷的梁玉繩，他的心思也沒有用在功名上，只想“世世作書生門戶”，因而“年未四十，棄舉子業，專心撰著”，把成為一名學者當成了自己的畢生追尋。

在“學而優則仕”的語境下，對於大多數讀書人來說，功名自然是“熊掌”，而學問不過是“魚”罷了。舍熊掌而取魚的人畢竟不是很多。倒是有一部分人，既想保住官位，又想做好學問，把魚和熊掌都抓在手裡。他們的選擇透露出了讀書人的聰明勁，即在選官時選擇一個比較閒散的職位，既保住了地位，又有更多的時間來完成自己的學術理想。最典型的例子是凌廷堪。他六歲時就成了孤兒，由一個書坊工人艱難奮鬥到進士。按常理講，飽受塵世冷眼的他應該更懂得權力的重要，可選官時，他放棄了知縣的位子，“自請改教職”，當了寧國府學的教授。他把母親接來官署後，安貧樂道，“畢力著述”。與此同類的，還有一個叫錢塘的讀書人，是乾隆朝的進士，本來也可選為知縣，但他也同樣主動要求必為教職，當了江寧府學的教授。業餘時間裡，他專門研究聲音文字，終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