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件。基督教帶來了救世主耶穌——耶穌不是神話中提到的迷宮裡的曖昧人物，儘管他是上帝的兒子，卻令人驚歎地過著塵世生活——的安慰：“我給你們帶來了所有人都將獲得極大歡樂的訊息。”基督教還保證拯救信徒的靈魂，但是，它不是透過許諾一個星光燦爛的來世，而是透過基督本人復活所預示的個人的復活，使信徒醒悟過來。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基督教在一個混亂不寧的時代，在老百姓感到無家可歸、為生活所拋棄之時，提供了友誼。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們的聚會常被稱作‘阿加比”，意為希臘語中的“愛”。他們相互幫助，用自己的虔誠和克己樹立了一個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樣。因而，在舊秩序的法律和哲學日益落後於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時，基督教為弱者和地位微賤者提供了順應潮流的東西和希望。

到公元64年羅馬城遭大火時，基督徒已數目大增，以致使尼祿相信，譴責基督徒為禍患、開始歷史上對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是策略的。但是，這僅僅使殉難者死後得到神聖的名聲，驅使人們努力改變宗教信仰。在4世紀初對基督徒進行了最後一次大迫害之後，皇帝君士坦丁頒佈米蘭敕令（313年），承認基督徒不再為異教徒，准許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樣享有信仰自由。最後，皇帝狄奧多西（379－395年）使基督教實際上成為國教。雖然羅馬舊貴族和普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為了改宗異教，曾打了一場頑強的維護異教的戰爭，但到4世紀末，還是基督教佔居統治地位。

正象皇帝們採納基督教是為了促進社會統一那樣，他們採用華麗盛大的東方宮廷禮儀也基於這同一原因。戴克裡先與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稱號的奧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喬維安，意即朱庇特在塵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後，也擺出付神聖的架式。自此以後，皇帝們的權力被認為是從神那裡得來的，而不是公民們授予的。因此，現在的朝廷儀式使皇帝顯得遙遠而不可接近。皇帝頭戴飾寶石的皇冠，身穿鎮金的紫綢長袍，所有臣民都須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數權貴在得到准許時可吻皇帝長袍的邊。帝國高階官吏也同樣享有榮華富貴——掌管財務的人成為“負責神聖的賞賜物的伯爵”，帝國議會被稱為“神聖的參議會”。

3世紀和4世紀的皇帝們採用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擋帝國的衰落。如果光憑決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們原本可取得驚人的成功。實際上，他們確也多少穩定了形勢，但只是暫時的。他們作巨大努力的最後結果是延緩而不是避免了帝國的滅亡。從406年起，西羅馬的皇帝們已無力阻止高盧、西班牙和非洲的法蘭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長期的大規模入侵。他們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蠻族人兩度洗劫羅馬這一最大侮辱。最後，也就是476年，西羅馬最後一個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圖盧斯在日耳曼即匈奴僱傭軍軍官奧多亞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這一事件雖然現被普遍地當作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標誌，但在當時，只是說明帝國長達兩個多世紀的分崩瓦解的過程已告結束，並沒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羅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動亂這一傳統說法，那就必須確定這一長期然而無情的衰落，直至湮沒無聞的過程的動力是什麼。

充當應對“陷落”負責的工具的，當然是日耳曼蠻族。因而，有位法國曆史學家斷言說：“羅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殺的。”這一判斷可找到一些理由證明其正確性，尤其是如果至今還記得：在較早世紀中被稱為日耳曼人的無數小部落後來合併成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較大的政治單位。然而，即使那樣，也不是不可抵擋的遊牧部落全憑數量上的優勢掃除一切。歷史學家們估計，入侵義大利的東哥特人只有10萬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開德人也只有　10萬左右，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的汪達爾人總共才8萬，佔該地區土著居民的1％　。

所以，問題仍然是——羅馬為什麼會“陷落”？最近，有位美國曆史學家說：“雖然戰爭顯然是滅亡的原因……但帝國的機質性病是經濟。”實際上，這一“機質性病”不僅在羅馬帝國，而且在諸希臘化國家、古典希臘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見到。它們都為生產率低下這一基本問題所折磨。生產率低下是因為，在取得諸如冶金術、犁、輪子、帆和太陽曆這些核心發明的新石器時代之後，未能大大地促進技術的發展。

技術阻滯不前的根本原因看來在於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所有這些文明的普遍公認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