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以其名稱命名。拉傑普特人屬軍事貴族，不久被吸收成為印度剎帝利種姓，即武士貴族。他們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統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區。實際上，直到19世紀，甚至可以說直到今天，他們仍是一個傑出的民族。

拉傑普特人的經歷意義重大，有助於說明儘管印度經受了漫長的幾個世紀的動亂和侵略，卻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種姓制度所同化，更確切地說，是他們適應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況。因此，同中國一樣，印度在經歷了動亂時期之後，又出現在歷史程序中，她在古典時期形成的文明雖有輕微的變動，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四、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然而，歐洲的情形恰恰相反，這裡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不是輕微的變動。這一地區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為數最多，他們佔領了中歐和東歐，即從波羅的海到多瑙河，從萊茵河到俄羅斯平原的廣大地區。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組成，其中較重要的是法蘭克人、汪達爾人、倫巴德人、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會制度，使用極為相近的語言，彼此之間都能聽懂。但對羅馬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這些部落的統一意識非常薄弱。他們象反對羅馬人一樣，相互之間你爭我鬥，因而使羅馬帝國能如此長久地倖存下來。

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風俗，應當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它們註定成為西方新興文明的基本組成部分。當時的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將日耳曼人描寫成畜牧民族，他們以牲口的數量來估計財富。事實上，偷牛是引起他們內部爭鬥的主要原因。定居萊茵河沿岸的法蘭克人，最早完成了從畜牧業向農業的過渡，因此，人口和總實力的增長也最快。相反，分佈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較大程度上仍以畜牧為生。不過，這給他們以更大的機動性，至少最初彌補了人數不足的缺陷。

這些部落的社會結構由三大部分組成：最上層為世襲貴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數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擁有自己的小塊土地而沒有土地的人只好當佃農，替貴族勞動。最底層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隸的階層，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單獨出賣。這種奴役形式同羅馬帝國的隸農制相似，是中世紀盛行於西歐的農奴制的先驅。

部落的主要權力來源於自由民大會。如果有“王”的話，“王”由民眾大會選舉產生。指揮作戰的軍事首領的產生亦如此。塔西陀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據繼承權選舉“王”，但選舉軍事首領則依據他們在戰場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種又長又直的寬尖雙刃劍，多用於砍殺，而不是刺殺。青年人經過正式儀式，便獲得了佩劍的權力，中世紀由扈從晉升為騎士的儀式就起源於此。每位傑出的武士首領都有一批年輕的隨員，即一支扈從隊，他們戰時守衛在首領身旁，效忠他，服從他；首領則向他們提供武器、給養，及一份戰利品。這種制度有助於後來封建制的形成，因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騎士對封建領主忠誠的基礎上的。

塔西陀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寫成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賭棍，另一方面又盛讚他們高尚的道德標準，並將這些道德標準奉為羅馬人的典範。他還強調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嚴冬時節，日耳曼人喜歡成群結隊地走門串戶，挨家逐戶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為止。這使人聯想到中世紀的情景，作為封建權益的一部分，國王或貴族應邀連續許多天參加為他和他的隨從舉行的宴會。日耳曼人知道織布，製造金屬器具和帶輪子的車，但不知道書寫，這就是他們的一般文化水平。

早在公元前1世紀，這些日耳曼人就開始進逼羅馬帝國的邊境。不過，當時羅馬軍團十分強大，穩守邊境毫不費力。隨著帝國的衰微，軍隊受到削弱，羅馬人對邊境的控制也頻頻告急。因而，只得採取外交手腕，挑唆一個部落反對另一個部落。但出於無奈，還得讓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駐紮在羅馬邊境內，以此作為他們反對邊境外其他部落的報酬。羅馬人能控制他們的盟友多久，這種政策就能維持多久。4世紀，當他們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時，閘門便被衝開。

進攻由歐洲人前所未聞的、令人畏懼的新侵略者——匈奴人發起。他們可怕的外貌及其周密的恐怖政策，使羅馬人和日耳曼人聞風喪膽。當時的羅馬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把他們描寫成“幾乎粘在馬上”的人、“體態奇形怪狀；相貌奇醜無比，不由使人認為他們是雙足野獸。……”

一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