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他所有的事都集中在書房，書房之外的善後完全用不著他操心。瑩玉卻覺得他未免太急，侄子剛剛即位，他這位姑父商君就要辭官，總有點兒不妥。商鞅只是笑笑，也不多說，只顧在書房裡忙。

商鞅不好對瑩玉明說的，是自己的那種異常感覺。

從嬴駟回到咸陽，商鞅就感到了這位太子和自己的疏離與陌生，儘管太子非常的尊重自己，見了自己恭敬得甚至超過了尋常官員。但正是這種“敬”，使商鞅感到了內心的“遠”。商鞅雖不善從小處處人，但卻善於從大處處人。譬如對待太子，商鞅在二十多年中，竟一直無從彌合他和少年嬴駟之間的傷口。按照常理，小嬴駟犯法理虧，商鞅只要多接觸多開導，稍稍給“放逐”中的嬴駟一些照料撫慰，依嬴駟的悟性自悔，這種傷口當不難彌合。但商鞅卻從來沒有想過這樣去做。他的嚴厲、他的自尊、他的注意力、他的盡公無私、都不允許他這樣做。在商鞅看來，一個做錯了事的人若再去計較處罰他的人，那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志存高遠的法家名士，如果再存心回頭撫慰依法處置的罪人，同樣是不可思議的！即使這個“罪人”具有最特殊的身份，他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本色。二十多年後，當商鞅敏銳覺察到這種“敬而遠之”時，這種傷口已經成了難以填補的鴻溝。

對人心人情人事的洞察，商鞅是無與倫比的，這種溝壑他看得很清楚。商鞅的過人處，正在於他不會在大局上迷失自己。留在國中，與新君貌合神離，上下不同心，豈能再創大業？況且，新君嬴駟已經完全成熟，自己這個“鎮主”權臣留在國中，反倒多有不便。更重要的是，秦孝公臨終前的囑託——嬴駟能扶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