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本來被認為是“靈獸”動物，歷千年而不死，而且越老越通靈。因此，到宋代還有人以龜為名的，官方養龜成為時髦，民間也有各類龜文化，比方在大廟柱上刻龜圖，在人體上紋龜身，每次正規的廟會還有人跳龜步舞，等等，足見人們對龜的喜歡和敬仰。

但這種盛況到了十三世紀前後，龜的意義開始發了變化，至後代乾脆成了罵人的字眼。

不過，儘管後代把龜與各種“性禁忌”拉扯到一起——龜與性聯在一起，主要顯示“龜頭”的外形酷似男性生殖器——但中國南方仍保留著龜的神聖意義，因此，龜仍然有雙重意義。實際上，北宋時期，人們除了因追求“長生”而產生“龜崇拜”之外，儒家理學的道德約束力類似一種“雷聲響，雨點小”的狀態，在民眾生活中尚無太大的影響，這當然與統治者“置之不理”有關。

房中書和道教內丹煉養之書仍然很普遍，並且一直為達官顯貴所重視，就是證明。

此外，北宋時期還保留著節日慶典在公共場合表演婦人裸體相撲的習俗，並且以為女人裸體可以辟邪的巫術思想一直在民間廣為流傳。每一次女人裸體行走或女人裸體相撲都能吸引成千上萬的觀眾，據說圍觀者也能得些“貴氣”、“福氣”，有辟邪除害之效用。

宋儒理學對民眾約束不強的另一個方面就是此間的妓院形成了規模化經營，不少文人騷客如柳永等不僅是妓院的常客，而且還創作出不少纏綿徘徊的豔體詩詞。

在宋代周密的《武林舊事》卷六的記載中，介紹了三種不同等級的妓院，而《都城紀勝》與《夢梁錄》中則表明，妓女構成了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

最可愛的是：這個時期的人們對妓女這種職業沒有絲毫的鄙視，妓女參加私人聚會和各種慶典十分平常，甚至一些婚禮都邀請妓女參加，擔任伴娘或迎娶和引導新娘的角色。

但這個時期，人們對愛情也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追求愛情、守護愛情被認為是高尚人格的體現。比方，大才女李清照對丈夫一往情深，她寫了許多有關夫妻美好生活的回憶，丈夫去世以後，人去樓空，只留下一部《金石錄》的手稿，她也達觀，說，“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

這種平常心反映李清照對人生已經看得很透，她入了道：生與死，愛與恨，追求與失落在她看來，都只能是浩如煙海中的塵埃，輕輕一揮，萬事皆空。

神秘的“雙修法”：元明頹廢生活的藝術寫真真正說起來，中國人的“性禁忌”和“性封閉”是在外族入侵後引發的。

元代的異族統治是中國人性觀念發生空前轉變的直接原因。

這是因為：在異族征服者面前保護自己的眷屬，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她們與外界完全地隔絕起來。同時由於人們竭力掩飾其性生活，使外界無法窺知，使異族入侵者本身也受到影響，對自我進行約束，加之漢文化的強大的同化能力，異族入侵者與當地人融為一體，自覺地成為“性禁忌”和“性封閉”的執行者。

在這種虛情禁錮的矯飾下，強調道德約束的《功過格》便應運而生。在《十戒功過格》與《警世功過格》中，嚴格的行為限制大多與性有關。

《功格過》竟然警告人們不可欣賞輕浮的歌由和戲劇——這一點一直流傳至中國的“文革”甚至更後，它恰恰反映了元朝的詞典與戲曲的繁榮。

因為科舉廢除，文人無官可做，便把自己的智慧全用在麗詞豔曲的創作上。如《西廂記》和《琵琶記》都是這種代表。

到十四世紀（元朝），女人“不纏足”已經被認為是很可恥的事了。

但荒唐的是，元朝的統治者對前朝流傳下來的“長生不老”很著迷，千方百計尋仙訪古，乃至遁入邪門左道。

例如，蒙古人有對密教金剛乘的崇拜，特別是性力派。忽必烈身邊有許多密教術士。

這些人以神秘的“雙修法”勸諭忽必烈，即請他透過各類性交來超渡自己，皇帝辦公的牆壁上所奉神的也為男女交媾的形象，還被尊稱為“父母”。

道教認為，男人與少女相交有利於身體調養。這一邪說後來被明中葉大紅大紫的道教領袖邵元節所鼓吹，他曾向嘉靖帝教授房中術說，老陰耗精，和童貞相交，可以採陰補陽。

由於元代的民族矛盾，中國人以儒家禮教施行自我禁錮，這種習俗到了明代仍然參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作為受外族統治的逆反心理，甚至有人上書皇帝要求禁燬一切非儒家說教的書。

在這種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