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斯卡婭已經向政治局遞交了遺書，要求調整朱加什維利的職務，所以現在看來，這個最穩當的其實也大有可能出現變化。”這時坐在會議桌下首的中情局長史密斯道。

“其他最有可能的應該不出託落茨基，加里寧，布哈林等幾個目前政治局主要領導階層了，不過說實在的，對於他們的政治選舉方式有些讓人看不懂，完全是一種繼承或指定性質的，而不是由人民或人民代表選舉出來的，具體最後誰來掌權，只怕還得經過一番風雲變幻的內部政治鬥爭才可能得出結果，一句話，蘇聯可能要內鬨了”

不愧是掌權十數二十年的國家元首，葉文德一句話點出了烏里揚諾夫死後蘇聯可能的政治形態，讓葉楓也不得不佩服，實際上烏里揚諾夫死後，蘇聯人民的痛苦才真正的到來了。

記得烏里揚諾夫死後，後來堅持反蘇立場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曾這樣評論：俄國人民掉進泥潭苦苦掙扎，對於他們來說最壞的事情莫過於烏里揚諾夫的的誕生，而第二壞的事情則是他的死亡。

雖然這只是丘吉爾帶有個人觀點的評價，但無疑，點出了烏里揚諾夫之死的後果。

“其實烏里揚諾夫早在第一次中風以後，就完成了一份遺囑並交給了其妻克魯普斯卡婭，評論了六位蘇共的高階領導人，包括：朱加什維利、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科夫六人。而現在看來，這六人自然也是最有可能登上蘇聯最高領導人位置的。其中對朱加什維利的看法是“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史密斯這個情報頭子笑道：“由於同期烏里揚諾夫和朱加什維利在關於外貿壟斷和喬治亞事件問題上發生爭執，1923年1月4日，烏里揚諾夫又為他的口授記錄作了一個補充，是專門針對朱加什維利的：朱加什維利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GCD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朱加什維利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而這份補充就是現在克魯普斯卡婭交給政治局的遺書當中對朱加什維利最不利的。雖然現在我們得到的情報是還在爭執當中，但可以肯定，朱加什維利會因此受到極大的影響，甚至真的可能因此而斷送登上最高領導人位置的希望”

史密斯的情報和分析讓葉文德，劉楚雄，李成玉等人都點頭認同，唯有葉楓搖了搖頭，堅定的道：“不，傑斐遜，我敢肯定，這個遺書對朱加什維利無法造成實質的影響，最後朱加什維利會取得這場爭奪的勝利，因為我們首先要弄清楚蘇聯人的政治模式，就像總統所說，他們的政治是一個讓人看不懂的，非民主的政黨集權式政治，而同時這種政黨集權最後也會在其黨內部產生個人集權，朱加什維利有最大的優勢，什麼優勢，那就是他在總書記這個位置上呆了兩年了，自烏里揚諾夫第一次中風後，朱加什維利實質上已經開始掌握蘇聯最高權利，雖然因為烏里揚諾夫的存在，這種權利還受到了部分制約，但所謂名正則言順，在此期間，朱加什維利完全可能因為這個權利和地位凝聚起一批他自己的支持者，這種優勢不是任何人可比的，烏里揚諾夫生時無法直接將他從這個位置上趕下去，他死後，憑一封遺書你們認為有可能嗎？”

葉楓的分析讓史密斯等人又悚然而驚，說白了，就是他們沒有馬上從民主國家的角度轉化過來以純粹的蘇共模式來看待他們內部的權力交接，這種權利交接可以說完全就不是人民不是基層可以決定的，而是其內部可能小範圍即中央委員會甚至政治局內部的較量，在這種小範圍內，不管較量如何慘烈，但朱加什維利這個目前實質上掌握最大優勢的人獲勝的希望無疑是最大的。

“如果是朱加什維利最終掌握最高權利，短期內可能對我們有利，畢竟他是新經濟政策的支持者，是放寬貿易的支持者，但從長期來看，堅持這一有利經濟政策的朱加什維利又不是符合我們阿拉斯加利益的選擇，因為一個經濟相對充滿活動，可能更快恢復甚至更快強大起來的蘇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威脅”葉文德皺了皺眉頭道。

“要不要動用紅蝶，換一個持不同觀點的人上臺”史密斯問道。

劉楚雄聞言卻對著史密斯笑道：“傑斐遜，你當蘇聯是我們家開的，想換就能換，一個紅蝶，威力再大，在這種層面上也不可能產生根本性影響，這樣重要的伏子不能輕易動用，就算不想朱加什維利上臺，我們也只能想其他辦法，不過我估計也不會有多少辦法，畢竟蘇聯政治相對封閉，連其國內下層都無法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