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向他提條件，要他畢業後從事傳教活動，他拒絕說：“我是中國人，我應擇最有益中國者為之。”畢業後，他又謝絕友人的挽留，回到國內，他說：“我要以西方之學習，灌輸於中國，使中國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姚公鶴說：“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築所在，每不準華人之擅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惟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係，乃國民教育之關係。聞昔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歷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糟蹋地方，無所不為，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今門首高標英文於木牌，所云：”狗與華人不準入內‘是也。公園禁止華人於理較欠圓轉，不得已，就蘇州河浜，南自白大橋起，另建華公園，為華人遊息之所。此項公園建築，遠不逮西公園，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樹木尚少攀折。嗚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康有為寫出《大同書》後，秘不示人。他解釋說：“方今為據亂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

《蘇報》案發生後，法官曾問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說：“我雙腳落地，便不承認滿豬，還說甚麼功名呢！”

孫中山請楊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時，楊度拒絕說：“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陳獨秀不同意無條件的愛國主義，他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又說：“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沈曾植說：“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者，禮之所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質之以禮，其可得歟？”

1901年，羅振玉在劉鄂家第一次見到甲骨這種古物，欣喜異常。他驚歎之餘，自許道：“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洩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五大臣出國考察遇刺，紹英受傷較重，端方急欲啟程時他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說他藉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陳獨秀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20世紀新青年也。”

孫中山前妻盧夫人

1915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日本相愛。孫中山反對納妾，認為需徵求盧夫人意見，是否同意離婚才好辦，於是，孫寫信給盧，申明離婚的理由，盧夫人在信上寫了一個“可”字，同意離婚。盧對人說，對孫先生，“我確實幫不了手，我常識唔夠，更唔識英文。我又纏腳，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樣可以幫先生呢？”

1920年10月，在梁啟超等支援下，瞿秋白、俞頌華、李仲武等由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合派到蘇俄採訪。瞿秋白在途中商量調查方法，因為他們並無新聞記者的經驗。俞頌華說：“我們此行，本是無牛則賴犬耕，盡我們自己的力量罷了。”

陳獨秀曾有“萬惡孝為首”之說，一度社會上宣傳說他組織了“討父團”。1921年，陳炯明問他有關討父團的事情，陳回答說：“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

丁文江在頻繁的野外調查與學術行政的改進實踐中，對政治之於各項事業的高度相關性有了親切的體認。李濟在一次與丁的談話中就被明確告知：“你們老問我為甚麼戀著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科學的發展既然與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這樣的行動主義者自然就有了努力問政的理由。

王國維說他自己：“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

魯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