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你的官兒大，和你結婚，就是官太太。”或是說：“你是英雄，我愛慕英雄。”這樣的回答，馮玉祥將軍都是搖頭，以表示不可！當馬伯援介紹李德全和馮玉祥見面時，問李德全為什麼要和他結婚，李德全爽直地說：“上帝怕你辦壞事，派我來監督你！”馮對這一回答，頻頻點頭，認為這個女子不凡，隨即奠定了兩人結婚的基礎。

杜威、胡適和蔣夢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遊玩，他們無意中看到一隻屎克螂推著一個小小的泥團上山坡。它先用前腿來推，然後又用後腿，接著又改用邊腿。泥團一點一點往上滾，快到上面時忽然滾回原地，屎克螂則緊攀在泥團上翻滾下坡。它又從頭做起，重新推著泥團上坡，結果仍遭遇挫敗。它一次接一次地嘗試，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敗。胡適和蔣都說，它的恆心毅力實在可佩。杜威卻說，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實在可憐。

1927年7月，林巧稚以優異的成績從廈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了。父親林良英問她畢業後打算做些什麼？她說想考協和醫科大學。“協和？那得幾年？”“8年吧。”林巧稚故意說得很輕巧。 繼母在一旁大聲嚷起來：“啊，8年？那得多少錢啊！”“每年總要四五百個大頭（銀圓）吧。”林巧稚囁嚅著低下了頭。“上大學幹什麼？女孩兒家，嫁個好人家才是真的！你現在已經是20出頭的人了，再上8年學，還嫁給誰呀？”繼母說。林巧稚倔強地回答：“那我就不嫁，一輩子也不嫁！”

由於跟北伐軍許崇智產生矛盾，使許春草對武裝革命大大失去信心。從1923年起，他就不再參與國民黨活動，基本上同國民黨脫離關係。回頭來致力於民眾運動，日本特務及臺灣流氓多次陰謀暗殺，許春草毫無畏懼。他從來沒有攜帶自衛手槍，更沒有保衛人員。有一次，朋友來告：臺灣公會會長陳長福接受任務，非殺許春草不可，勸許謹慎。許春草說：“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陳長福無法害我。”

魯迅從不以為在上海“亭子間”的寫作會脫離社會，他說：“這也是生活。”“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左翼思潮興起時，一些追求進步的青年自居信徒，黨同伐異。徐懋庸曾對魯迅說：“對於他們（指胡風、黃源等）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對此魯迅反問道：“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魯迅還說：“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魯迅去世前：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去世前說：“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蒙文通年青時曾請教何拔儒：“先生，主流歷史學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說：“歷史不是一次就寫定的，誰寫在最後，誰寫得最好。”何講了自己在留學期間聽到的許多故事：發現集合論的康托爾、發現非歐幾何的羅巴切夫斯基、發現群論的伽羅華，都是世界級的大數學家。康托爾、羅巴切夫斯基很年輕就獲得了教授頭銜，但是他們產生了新創見後，不被自己的老師、朋友、親人、同事所理解，並備受打擊，被逼瘋，被逼死或被逼去參加決鬥。這種現象也許長期難以改變，因此他願意埋名鄉里，多做些具體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變後，葉挺被捕，他在獄中以“六面碰壁居士”寫詩說：“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怎能從狗洞裡爬出！我只能期待著，那一天地下的火衝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軍越過長江，上海被解放迫在眉睫，很多知識分子考慮離開大陸去臺灣。林同濟的父親認為孩子有太多“不良”記錄，“以你這樣的思想，和共產黨相處你是會遭殃的”，他勸兒子儘快動身去臺灣。林脫口而出的話是：“中國若亡了，吾與汝偕亡。”

20世紀50年代初，陳寅恪對自己的學生汪錢說：“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的帶到科學院。碑文你要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