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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幾輛轎車駛出空軍招待所之後，那裡的路燈這才重放光明。

還有一個細節，不能不提及：那幾輛轎車的車牌，全用紙糊上了！

那幾個麻袋，放在轎車的後尾。

此後的事，當事人、原林彪辦公室秘書趙根生在一九八○年八月八日為特別法庭所寫的證詞中，談得十分詳細：

回到了毛家灣，葉群讓把材料送到她臥室，倒在地毯上……在分類的過程中，我看到這些材料完全是上海文藝界一些人士的，如趙丹、黃宗英、陳鯉庭、鄭君裡等……

“（大約過了三天）葉群說，江青同志指示，要將這些材料放到最保險的地方去……我已經同吳法憲講了，放到空軍指揮所去，你和張雲生一塊去，放到空軍指揮所去……”

“過了將近兩個月，一九六七年一月初，葉群從釣魚臺打電話告訴我，空軍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馬上就回去。過了一會，空軍黨辦科長衛球把那包材料送來交給我，我一看原封未動，就放在辦公室的桌子上，很快葉群就回來了，一同來的還有江青、謝富治。葉群把他們領到客廳，到辦公室找我要走材料，並讓我快點到後院小夥房捅開火爐子，說是要銷燬這包材料。我到後院剛把火爐子捅開，葉群領著江青和謝富治也到後院來了。謝富治親自拆封，和葉群他倆一份一份地填入火爐，中間還讓我拿鐵棍紮了幾下，江青是在離火爐十來步遠來回踱步。材料燒完以後，他們又回到前院客廳，我弄好爐子回到辦公室，記得過了一會兒，江青和謝富治就走了。”

毛家灣的爐火，吞沒了使江青臉紅心跳的三十年代醜史材料。

她漸漸舒心，腳步也輕快起來。

然而，當她一想及那封落到鄭君裡手中的信，並沒有抄來，不由得又雙眉緊鎖……

鄭君裡手中，究竟有什麼信，使江青如此坐立不安？

鄭君裡成了江青的眼中釘

我去採訪鄭君裡夫人黃晨，是那樣的方便，從我家的陽臺上，便可以看見她家的視窗。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採訪她。

她剛從香港回來。國恨家仇，十年風霜，在她的前額刻下深深的皺紋，黑白參半的頭髮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齒：“這個藍蘋，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審“四人幫”的日子裡，億萬觀眾都曾從電視螢幕上見到過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蘭絨上衣，攏了攏頭髮，非常鎮靜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鐵欄杆圍著一張高背木椅，江青穿著一件低領的黑上衣，套著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著一個顯眼的補釘。她挺直脖子，瞪著眼睛，強裝著一副“旗手”的神態。

“藍蘋！”黃晨一見到江青，眼中迸出憤怒的火花，大聲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驚，呆住了。自從公審以來，當著法官，當著眾多的旁聽者，還未曾有過叫她“藍蘋”的。不，不，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敢當面叫她“藍蘋”的了。

江青轉過腦袋，視線轉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氣，說了一句：“阿黃？！”

她確實感到震驚：因為她以為黃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麼東西，叫我阿黃？”黃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厲聲道：“你逼死我丈夫鄭君裡，我要控訴！我要揭發！……”

透過電視，黃晨在億萬人民面前，揭發了江青迫害鄭君裡致死的罪行，揭發了江青策劃的“十？八”抄家案……

黃晨正氣凜然，義正詞嚴，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視一切的腦袋。

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上，記下了江青的這一罪惡：“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裡、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會各界人士名單中，提及了“著名藝術家鄭君裡”。

鄭君裡，他的名字與中國電影緊緊聯絡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擔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員；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編導了轟動中國影壇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導演了鋒芒直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烏鴉與麻雀》；五十年代，他導演了優秀影片《宋景詩》、《林則徐》、《聶耳》；六十年代，他導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們的推崇……誠如袁文殊為鄭君裡的遺著《畫外音》一書寫的序言所說，他是“一位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