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據云，在出庭前，她為自己訂了三條“決心”：

“一、永遠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應有的志氣；”

“二、絕不向修正主義者低頭；”

“三、堅持真理，不認罪、不怕死。”

據副庭長伍修全回憶：在開庭之前，“我們還到關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監獄，在不被他們知道的情況下，一一觀察了這些即將受審的主犯。記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時，她正坐在床鋪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褲子上的褶紋，看來她一方面是感到很無聊，一方面還是有點窮講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頭，衣服儘量穿得整齊些，時刻不失她的‘戲子’本色。”（伍修權，《往事滄桑》，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據云，江青在關押期間，每日聞雞起舞，鍛鍊身體，為的是上法庭“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她說：“造反有理，坐牢；革命無罪，受刑；殺頭坐牢，無尚光榮。”

開庭之前，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曾會見律師。她提出，“委託史良作我的律師”。

律師答覆她：“史良現在不是律師，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為你辯護。”

江青說：“我提出多少次了，我身體不好，易忘，易激動；有時候感情一激動會說不出話來。因此想請個顧問，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說話。我有不懂的問題，可以同顧問商量。”

律師答：“作為辯護律師，對於委託他辯護的被告人提出的問題，只要與案子有關，都會作出答覆，這也可以說是起了‘顧問’的作用。”

江青也就向律師問起問題來。她很快就發現，律師是站在“那邊”的立場上，解答她的問題。

她惱怒了：“你們是那邊的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師！”

這樣，江青拒聘了律師。

公審之前，江青被押往正義路法庭候審室。那候審室共十間，供十名主犯各居一間。屋裡有一桌、一椅、一床和一個廁所。她提出要在床頭掛一幅毛澤東像，遭到拒絕。不過，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澤東選集》，倒是被接受。

江青依然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鏡，總是穿一件黑色棉襖出庭，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襖的領子上打了一塊補丁。比起其他九名主犯來，她坐在被告席上，表情要“豐富”得多：時而冷笑，時而蔑視，時而怒氣衝衝，時而裝聾作啞，依然演員本色。

她跟張春橋全然不同。張春橋在法庭上一言不發，耷拉著腦袋，如一段木頭。她則喊喊喳喳，要辯解，要“反擊”。

在受審的兩個多月時間裡，江青總共出庭十次：

第一次，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讀起訴書；

第二次，十一月二十六日，庭審“長沙告狀”。

第三次，十二月三日，庭審“直接控制‘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非法逮捕無辜；誣陷王光美”。

第四次，十二月五日，庭審“指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搞刑訊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是‘特務’、‘反革命’”。

第五次，十二月九日，庭審“查抄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家”。

第六次，十二月十二日，庭審“夥同康生誣陷迫害中共八屆中央委員；誣陷迫害鄧小平；誣陷陸定一”。

第七次，十二月二十三日，庭審“誣陷迫害廣大幹部和群眾”。

第八次，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辯論。

第九次，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庭辯論。

第十次，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聽取法庭宣判。

“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在最高法庭對江青進行犯罪事實調查時，江青最常用的答覆詞是：“不記得了。”

有時，進了一步：“可能有的，不記得了。”

查一下庭審記錄，江青回答“不記得”，幾乎佔她答話的十之七八。

偶然，她也答覆：“是事實。”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進行辯論。按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知道她作為被告人可以在法庭上為自己作辯護髮言，江青早就作了準備。

江青聲稱，她要在法庭上宣讀“宣言”！

她的“宣言”是什麼樣的呢？

起初，她想寫一首長詩，一首比文天祥的《正氣歌》更加“雄壯”、更加“磅礡”的長詩。她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