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聽罷，說道：“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紀要》的定稿進度，她要以《紀要》跟《二月提綱》相抗衡。

張春橋透過江青，迅速向毛澤東密報了“電話事件”。

那個原是五人小組中的一員的康生，精於權術，見風使舵，此時反戈，攻彭真，批《二月提綱》。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澤東在杭州和康生作了兩次談話。

三月三十日，毛澤東和康生、趙毅敏、魏文伯、江青、張春橋在杭州作了談話。

毛澤東這三次談話，嚴厲地批評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傳部（“五人小組”的正、副組長彭真、陸定一，分別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說他們包庇壞人，不支援左派。說“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是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傳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鬧（指彭真），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寫作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①

①《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二六八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澤東還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澤東要求彭真就三月十一日的“電話攣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②

②轉引自《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

毛澤東的這些話，批判了《二月提綱》，使彭真、陸定一的倒臺已成定局。

《紀要》是江青上臺的“宣言”

當毛澤東跟康生、趙毅敏、魏文伯、江青、張春橋在杭州談話的那天——三月三十日，劉志堅和陳亞丁在北京為《紀要》的透過，履行最後的手續。因為《紀要》經中央軍委常委圈閱透過，劉志堅、陳亞丁為軍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澤東的請示報告：

中央、主席：

軍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認為這是一個在文藝工作方面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很系統很完善的檔案，部隊必須堅決貫徹執行。現送上這一紀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兩封信（引者注：指江青三月十九日致林彪信及林彪三月二十二日致賀龍等軍委常委信），請審批。

軍委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毛澤東不在北京，這份報告照理應送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鄧小平也不在北京。於是，送到了彭真手裡——彭真當時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彭真讀罷《紀要》，異常震驚。不過，知道這一《紀要》經過毛澤東三次親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託”的，來頭不小，只得“公事公辦”。翌日——三月三十一日，彭真辦公室通知劉志堅，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批語，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批轉《紀要》。彭真說了一下批語的大概意思，無非是例行公事式的幾句話。劉志堅急召李曼村、謝鏜忠、陳亞丁，起草了批語。也就在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杭州談話的內容。

四月一日，彭真把《紀要》、中共中央批語，以傳文形式，直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內中未送劉少奇，是因為自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十九日，劉少奇攜夫人王光美，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

毛澤東在四月一日當天，便在杭州寫下批示：已閱。

四月十日，《紀要》作為中共中央“紅頭”檔案，印發全黨。這時，中共中央的批語，已換成劉志堅在四月三日起草的另一個批語，新批語對《紀要》作了高度評價。於是，《紀要》迅速下達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軍隊發至團黨委，地方發至縣委和文化機關黨委”。

對於江青來說，四月十日，是“歷史性”的日子。“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作為標題，顯赫地印在中共中央檔案上，這清楚顯示江青的崛起。這一檔案，闡述了江青的文藝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