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被寫入中共黨章。

在中共“九大”之後，都有著羽毛已豐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間，不時產生著矛盾，卻又眉來眼去，你利用著我，我又利用著你……

陳伯達倒向林彪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們和林彪手下的“武將”們在政治局裡形成兩股勢力的時候，一位“大秀才”從江青的“戰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強了力量。

這位離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陳伯達。

據陳伯達告訴筆者，他多年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對於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剛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狹窄的品性是頗為了解的。正因為這樣，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組長，他曾再三推辭。陳伯達說；他不願當組長，並不在於“中央文革”本身，而在於江青是副組長。他深知，他“領導”不了江青，無法當組長。然而，毛澤東提名他為“中央文革”組長，他不得不從命。

據陳伯達回憶，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夜，周恩來打電話給他。周恩來說，翌日見報的兩條新華社電訊，要寫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這將是他的這一職務第一次公開見報。

那是在七月九日這一天，劉少奇接見了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代表。當晚，周恩來、康生、陳伯達、陶鑄舉行盛大宴會，慶祝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閉幕。新華社為此發出兩條電訊加以報導，內中都要寫及陳伯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

在電話中，陳伯達請周恩來轉告新華社，在電訊中不要寫及他的“中央文革”組長職務，因為他想在適當時機辭去這一職務。周恩來沒有同意。翌日，《人民日報》及全國各報都刊載了新華社這兩條電訊——這是陳伯達擔任“中央文革”組長職務第一次公開見報。

在“文革”初期，陳伯達曾和江青有過合作，他也曾為江青在中國政治舞臺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轎子。然而，自從他生了一場病，中共中央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發出《關於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的通知》以來，“中央文革”的實權就握在江青的手中。雖然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他仍與江青保持著“聯盟”，一起反對陶鑄，一起打倒劉、鄧，但是他和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別是江青的“嫡系”張春橋、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搖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裡。最後，“中央文革”只剩下五名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陳伯達完全處於孤立地位，那四人聯合起來反對他。陳伯達搬出了釣魚臺，回到北京米糧衚衕家中居住。

“中央文革”的內訌，終於爆發了。陳伯達贈給筆者一份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寫的手稿，內中有這麼一段回憶：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謀劃策，以所謂我“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為藉口，在東大廳搞了一個大會，到會的人在大廳裡幾乎坐得滿滿的，江青自己宣佈：她是會議主席，“陳伯達做檢討”。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說一句話便被打斷。江青說：“陳伯達不做檢討不讓他說了”。她也不讓參加會議的其他人發言。當時工作人員一般都穿軍裝，我在會上穿的也一樣，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領章。我看，這個會是為打倒我而開的會，沒有什麼可辯的，大喊一聲：“大字報上街”！（即贊成打倒我的大字報上街），葉群在會上高呼：“擁護江青同志”。

陳伯達和江青、康生的矛盾發展到如此激烈、尖銳，表明“中央文革”早已嚴重分裂，“組長”名存實亡。

江青給陳伯達加上“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的罪名，其實是由爭奪中共“九大”政治報告起草權引起的。

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義發表，而政治報告卻是由“秀才”們捉刀的。毛澤東指定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起草。陳伯達跟張、從早已不和，不願和他倆合作。於是，陳伯達甩開張、姚，獨自起草。

張、姚也不示弱，聯合康生，三人另行起草。

陳伯達搶先起草，寫出初稿，送呈毛澤東。毛澤東看了，跟陳伯達談了意見，內中有些意見很重要。比如，毛澤東不同意陳伯達稿子中“劉鄧路線”一詞，指出：“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

毛澤東的這些意見，陳伯達只向周恩來說過。

後來，江青從毛澤東那裡得知毛澤東曾跟陳伯達談及起草政治報告的意見，而陳伯達並未向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傳達，她氣壞了。

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