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周恩來的信和那個北京大學學生的信，毛澤東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汙衊。”②

毛澤東的批示，一言九鼎，為平息“伍豪啟事”風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又一次提到：

“像許世友這樣六十多歲的人，他都不知道這件事是敵人偽造的，可見了解當時歷史情況很不容易。”③

①②③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第五輯（一九八三年）。

考慮到“像許世友這樣六十多歲的人”都不知道，毛澤東擬在一定範圍內，讓周恩來把事件的前前後後講一講，只是當時諸事繁忙，耽擱下來了。

由於毛澤東已作明確表態，連謝富治和康生也講了實話。

謝富治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死的。據其家屬記載，謝富治病重期間，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曾說：

“所謂‘伍豪啟事’是國民黨偽造的，毛主席講過這啟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這件事的真象。”

康生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口授一份記錄：

“所謂‘伍豪啟事’完全是國民黨特務的偽造，用來攻擊誣衊我們黨和周總理的。”

重要的當事人之一陳雲，在“文革”中“靠邊”。自一九六九年起，陳雲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接受“工人階級教育”。①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比陳雲才終於得以離開南昌，返回北京。

①葉永烈，《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陳雲在江西》，《知音》一九九二年三期。

一回到北京，陳雲便參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議，毛澤東要周恩來在會上講一講所謂的“伍豪啟事”。六月十三日，陳雲以當事人身份，在會上說道：

“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知道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對這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共產黨員要負責任，需要對全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採取負責的態度，講清楚。這件事完全記得是國民黨的陰謀。伍豪二百四十幾人的脫黨宣告，是在恩來同志已經到達中央蘇區之後。”

當天，陳雲還寫下書面證明：

“我現再書面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

六月二十三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並宣佈根據毛澤東和政治局的意見，把報告的錄音和根據錄音整理的錄音記錄稿以及有關文獻資料作為檔案，儲存在中央檔案處，同時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儲存一份，以便黨內都知道這個問題的真相，避免今後有人利用這偽造的啟事製造事端。

會後，毛澤東和政治局的意見沒有得以貫徹，周恩來的錄音帶以及有關文獻資料並未發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周恩來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這個偽造的啟事製造事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來病重，在進入手術室之前，周恩來仍牽掛著此事。周恩來要來他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報告的記錄，在記錄稿的第一頁上，用顫抖的手寫下：

周恩來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進入手術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周恩來在生命垂危的時刻還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

第十七章　步步高昇

權力膨脹的“中央文革”

靠著“大批判”“開路，仗著”樣板戲“作資本，江青一手掌握著”中央文革“，一手操縱著中央專案組，她在中國政治舞臺上顯山露水了，再不處在雲霧之中了。

實質是第一的，名目是無謂的。“中央文革”這麼個怪物，在中共黨章上，在中共黨史上，從未見過的組織，卻在“文革”中無限膨脹起來。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規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麼個“小組”。用江青自己的話來說，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書班子”。

可是，這個“秘書班子”，卻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

在“文革”開始時，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陣營如下：

書記為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陸定一、康生、羅瑞卿。

候補書記為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