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偏聽偏信了翻譯的不如實的意見。他在跟基辛格會談時，態度格外強硬，所以連基辛格都明顯感到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制訂者是毛澤東，不是周恩來。

十一月十四日，中美雙方發表了《公報》，周恩來送走了基辛格，毛澤東就要求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在跟基辛格會談中犯了“右的錯誤”。

那時，毛澤東已不大出席政治局會議，會議通常由周恩來主持。

江青知道毛澤東批評了周恩來，喜出望外。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顯得格外激動，把久久鬱積在內心的對周恩來的不滿，傾瀉出來。

江青尖銳地說：“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大秀才”姚文元馬上附和江青的這一新見解。

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那是因為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中共黨內已進行過十次路線鬥爭，被鬥爭的代表人物是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進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來！

江青還當著周恩來的面說，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張“刀子嘴”，也真是夠鋒利的了！

周恩來畢竟富有涵養，端坐不動。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麼多年，深知其人。

毛澤東聽了關於政治局會議情況的彙報，感到江青講話太過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收到一封署名“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來信，信中批評江青“民主作風較差”，把文藝強調過分，在文藝工作中不執行雙百方針等等。信中認為，“一切為樣板戲讓路”的口號是不恰當的，稱江青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當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個“普通共產黨員”不可，非要打成“現行反革命”不可，毛澤東卻在來信上，寫了一段批示：

“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見是好的，要容許批評。”

毛澤東實際上是借“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來信，批評了江青。

半個月後——十二月九日，毛澤東會見了尼泊爾比蘭德拉國王和艾什瓦爾雅王后之後，把陪同會見的周恩來、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聞生留了下來。

晚年的毛澤東，幾乎不出席會議，見他很不容易。會見外賓之後，把陪同的人留下來聊幾句，成了那時毛澤東的特殊的跟主要黨政領導人會面的方式。

那天，毛澤東先是說：“這次會開得好，很好。”他說的“這次會”就是批評周恩來的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接下去又說：

“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澤東的話，挫敗了江青發起的對周恩來的攻擊。毛澤東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當主席，可謂一針見血。

此處要順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聞生。在毛澤東晚年，倒是她倆常能見到毛澤東，常為毛澤東“傳話”。

王海容跟毛澤東沾親帶故。王海容的爺爺王季範，是毛澤東的表兄。王季範在湖南第一師範教過書，跟毛澤東算是師生。毛澤東見了他，喊“九哥”。王海容的父親王德恆，經毛澤民介紹加入中共，畢業於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後來，在回湖南從事地下工作時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王海容生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長沙人。在長沙讀完初中，於一九五二年進入北京師大女附中。一九五七年畢業後，在北京化工廠當過學徒工。一九六○年至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外語學院俄語系學習。然後到北京外語學院進修英語一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她調入外交部辦公廳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爺爺又與毛澤東交厚，很自然的，毛澤東對她很關心，也很信任。一九七○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一九七二年，她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尼克松訪華時，擔任毛澤東和尼克松談話的翻譯，便是王海容（後來，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長）。

唐聞生則出生於外交世家，唐聞生之父唐明照，歷任外交部專員、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聯絡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秘書長。一九七一年，唐明照作為中國代表團副代表赴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未幾，他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