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生產率問題首次得到解決之後，營養不良和忍飢挨餓的人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同樣，科學家警告我們，現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類自取滅亡的危險威脅著人類。然而，所有的國家都在繼續裝備自己，繼續備戰，彷彿我們不是在用氫彈、太空武器和毒氣，而是在用長矛和弓箭打仗一樣。上述例子說明，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之間的時間滯差多麼嚴重，多麼可怕。

愛伯特·愛因斯坦既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又是一位偉大的預言家。廣島、長崎事件發生後，他立即警告我們：“原子彈的殺傷力已改變除我們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這樣，我們會逐漸陷入空前的大災難之中。”不幸的是，愛因斯坦告誡我們所要避免的向大災難的陷入一直持續到現在。我們有責任使人們警覺並認真考慮愛因斯坦對我們的警告。人類的前途取決於人們的覺悟程度；我希望，我的書能對人們的覺悟有所貢獻。

L·S·斯塔夫裡阿諾斯

序言

見是序言，就應該寫得簡明扼要；然而，本序言應是一個宇宙容器、一艘飛船，它將載讀者登上月球，使他能觀察到地球全貌，就象本序言之後的篇章使讀者瞭解到地球上諸重大事件那樣。

研究歷史的全球性方法並不是一種新方法。實際上，它表示啟蒙時代的編史傳統又得到恢復；在啟蒙時代，對世界歷史的意法如同當時所要求的那樣，是與關於進步的流行觀點相適應的。在啟蒙時代之前，西方歷史學家由於需要使所有已知的歷史事件符合於僵硬的《聖經》框架，受到了束縛。他們習慣將過去劃分成與《但以理書》中所預言的亞達、波斯、希臘和羅馬這四大世界帝國相對應的幾個歷史時期。但是，到17世紀後期，這一傳統的劃分面對有關中國和印度的新的歷史資料而愈益顯得不適當。首先明確打破這種世界史編纂舊模式的是伏爾泰的《論各國習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這兩部書不僅論述了《聖經》中古代的幾個傳統地區，也論述了中國、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18世紀末，對全球歷史的興趣開始漸漸消失。而更科學的歷史觀念的產生，確立了資料須真實可靠的標準，這類標準是那時在論述除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時所沒有的。歷史編纂視野狹隘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也許是由於好戰的民族國家的興起，它推動了民族國家歷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歷史的編纂。這種侷限於民族國家歷史的歷史編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不過，在過去數十年裡，對世界歷史的興趣又開始恢復。歷史研究的不斷進步現已大大擴大了可靠資料的範回，而兩次世界大戰和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隨著通訊聯絡的飛快進步，迫使人們普遍承認“一個世界”的事實。表明這一新的歷史編纂趨向的是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1919年）、拉爾夫·特納的《偉大的文化傳統》（1941年）、威廉·H·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人類社會史》（1963年）以及當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歷史雜誌》和《人類史》。

這種新的興趣之所以迄今對課堂教學未產生什麼影響，顯然是由於對世界歷史的教學法是否切實可行這一點存有疑慮。倘若按通常的看法，認為世界歷史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或所有文明的歷史的總和，那麼上述疑慮是完全有道理的。當然，這種看法是十分荒謬的。就歐洲近代史課程而言，它畢竟不是依次講述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俄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家、巴爾幹半島和波羅的海諸國家的歷史。更確切地說，它雖然要講述諸主要國家內部的基本發展，但同樣重要的是，還要探討那些曾對整個歐洲大陸有影響的力量或運動。世界近代史課程與此相同，雖然其目的是分析世界諸主要地區的基本特點和發展歷程，但同樣重要的是，還要研究那些曾對整個世界有影響的力量或運動。因而，現在的問題並不是世界歷史課程涉及的史實繁雜，而是觀察角度不同，即世界歷史課是從全球的而不是從地區或民族的角度講述歷史。

如果考察從哥倫布航海到法國大革命爆發這一近代初期階段，觀察角度不同的含義也許可得到具體說明。在歐洲歷史課中，對於近代初期階段，通常主要講述的不外乎是：16世紀的王朝衝突、新教反抗、海外擴張；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專制君主國的興起、英國革命；18世紀的王朝戰爭和殖民戰爭、啟蒙運動、開明專制君主。

世界近代史課常常保留這些傳統課題，同時還增加其他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