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全面鬆懈的軟弱無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樣，最終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國家來予以干涉。”同樣，1904年，美國一位傳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親亨利·W·盧斯也從中國報道說：那裡的條件對他們的活動很有利，“我們可以一起為上帝、為中國、為耶魯大學工作。”最令人吃驚的還是塞西爾·羅德斯的極度自信和好戰心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夢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說：“這個世界幾乎已分配完畢，它所剩下的地區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們永遠無法到達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這樣想，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吞併這些星球。看到它們這樣清楚而又那麼遙遠，真使我感到悲傷。”

五、對歐洲優勢的最初挑戰

歐洲的全球霸權在1914年時似乎是牢固的、永恆的，但只要人們較清醒地回顧一下，便可輕易發覺，殖民地世界中潛伏著的復仇者正在慢慢覺醒，正在對西方統治權發起最早的攻擊。

在整個歷史上，每逢較弱的社會受到較強的、好戰的社會威脅時，就會產生兩種相反的反應：一種是割斷同入侵勢力的一切聯絡，撤回到與世隔絕的境地中，在傳統的信念和習慣中尋求安慰；另一種卻是力圖採納外國社會的許多特別吸引人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人們以平等的地位對付外國社會、從而有效地抵抗外國社會所必需的。第一種反應表現為退卻和逃避；第二種反應則體現為調整和適應。前者的口號是“返回美好的從前”；後者的口號是“向西方學習，以與西方作戰”。

19世紀期間，對西方入侵的這兩種反應的例子很多，逃避現實這種反應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變和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我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