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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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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政治方面,哲人們也有一個關鍵性的用語——“社會契約”。關於統治的契約論並不是一種新理論: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在 1690年發表的《政府論》一書中已係統地提出了這一理論。洛克在這部論著中說,如果統治者對其臣民管理不當,“他們就會因這種失職行為而喪失早先人民為著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們的權力,權力就會被移交給人民,人民有權利恢復自己原先的自由。……”換句話說,洛克將統治看作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種政治契約。但是,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把它改變成一種社會契約而非政治契約。在他看來,契約就是人民之中的一個協議。盧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會契約論》(1762年)一書中說,所有公民在建立一個政府的過程中,把他們的個人意志熔合成一個共同意志,同意接受這共同意志的裁決作為最終的裁決。盧梭關於共同意志的觀念是抽象的,可以有種種解釋。20世紀的獨裁者們就是利用這一學說為自己的極權主義政權辯護。然而,從歐洲政治革命的觀點看,重要的一點在於盧梭強調了人民的主權。他把統治權看作只是一種“代辦權”,從而證明把人民的合法權力歸還給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這種革命是正當的。“行政權的受託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辦事員;它(人民)能如心所願地使他們掌權和把他們拉下臺;對受託人來說,不存在契約的問題,只有服從。”

以上簡短的評述表明了啟蒙運動對歐洲政治革命的意義。“砸爛可恥的東西”、“自由放任”和“社會契約”這些口號破壞了傳統的制度和習俗。此外,它們不僅對法國的現狀,而且對整個歐洲甚至海外地區的現狀,也是一個挑戰。實際上,哲人們並不把自己看做法國人或歐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類的成員。值得注意的是,伏爾泰普批評了博緒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書,其理由在於,這部著作主要論述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歷史,忽視了異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歷史。這一批評頗為典型地表明瞭哲人們有意識地試圖從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來思考和行動。他們試圖發現與牛頓的物質世界的定律相當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法則。

雖然哲人們並未發現支配整個人類的、永遠不變的法則,但他們的著作確影響了世界許多地區的好思考的人們。他們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說服歐洲的許多君主至少接受他們的某些學說。這些君主仍然堅持他們以天賦之權進行統治的理論,但是他們已改變了關於其統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權力仍然是君主們的天賦特權,但這時已用於為人民謀利。因此,這些統治者被稱為仁慈的專制君主。

這些仁慈的專制君主中最聞名的是普魯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國的約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葉卡捷琳娜也許是最有說話才能的。常常說出啟蒙運動的富有代表性的口號,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應當平等,”“君主應為其人民服務”“一個國家若劃分成少數大地產,是危險的”等等。但是,葉卡捷琳娜和其同時代的君主們並不僅僅談論改革。葉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國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為促進普魯土的農業做了大量工作;而開明的專制君主中最真誠、最認真的約瑟夫二世在其統治期間由於試圖將其帝國改造得與新的原則相一致而弄得筋疲力盡。不過,儘管這些統治者擁有極大的權力,取得的成就卻很有限。他們的繼承者常常破壞他們的成果,而教士和貴族則毫不退讓地反對威脅其既得利益的種種改革。

啟蒙運動的學說不僅鼓舞了少數君主,也鼓舞了他們的一些臣民。例如,在俄國,貴族亞歷山大·拉季謝夫於17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