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英國工業。而且，對於19世紀初葉工人們的困境，必須從當時的而不是從現在的標準來看。實情是，這些工人原先所在的村莊在許多方面同城市一樣骯髒和顯得荒謬可笑。老鼠和蝨子大批出沒於稻草褥子，風噓噓吹過薄薄的茅草屋頂和蹩腳地塗著灰泥的牆。鄉下做散工的人所得的報酬非常低，以致他們不斷地湧入新的工業城市。成千上萬的愛爾蘭人也渡海去新工廠做工。此外，在工業革命的這些較早的日子裡，英國人口劇增——這一事實與通常的、未得到緩和的、造成衰弱的苦難情景是不相符的。完全有可能，這些早期工廠的多數工人比其祖先享有較高的實際收入。有位英國權威在1955年撰文總結道，“無論情況對於當時的勞動者來說變得較好還是較壞，誠實的觀察者們的意見是無法保持一致的。”

雖然我們不能肯定工業革命在　18紀世後期和　19世紀初葉對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的影響，但我們完全確信，在19世紀後半世紀中，生活水平大大上升。生產率的大幅度增長和巨大的海外投資所帶來的利潤一起，漸漸地甚至使西歐的下層階級也得到了利益。“飢餓的四十年代”中，失業造成了大量的苦難，但那時以後，西歐的工人享有普遍的繁榮和不斷上升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表5的數字表明，1850至1913年間，英國和法國的實際工資幾乎增加了1倍。

表5 實際工資的增長，1850—1913年（1913年=　100）

大不列顛法國

1850年5759。5

1860年6468

1870年7069

1880年8174。5

1890年9089。5

1900年100100

當然，國民收入的顯著增長並不意味著所有的階級都同樣地得益。普遍的繁榮所帶來的收益確緩緩地淌下來一些，但其大部分在頂層被吸收。例如，在大不列顛，1911至1913年間，25歲以上的人中佔4。93　％的人擁有60％以上的財富。同樣，在普魯土，1911年時，3425人的平均財富為5321400馬克，而另外1608050人的平均財富卻為23295馬克。這種差異意味著相應的生活方式的不一致。雖然窮人不再捱餓，但他們確住在擁擠的房屋裡，靠吃單調的食物過活，而且被限制在教堂或酒店裡尋求娛樂和休息。相形之下，中產階級實得起較好的住房和食物，能上戲院和參加音樂會，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充分的教育。在社會頂層，富人享有市內住宅和鄉間宅第，擁有藝術收藏品，能參加被廣泛宣揚的娛樂活動和去國外旅行；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是社會底層的群眾所不能理解的。英國後來的首相本傑明·迪斯累裡曾在其小說《西比爾》中強調了這些階級的生活是多麼不同、多麼互不相關：

兩個民族；它們之間沒有往來、沒有同感；它們好象不同地帶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瞭解彼此的習慣、思想和感情；它們在不同的繁育情況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樣的法律支配……富人和窮人。

這種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階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歐洲政治的格局。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考察歐洲政治的詳細情況，但是，這裡應該指出，對經濟或階級的考察說明了為什麼富裕階級大體上更喜歡維持現狀，為什麼中產階級僅僅需要充分的政治改革，以使他們能參加政治生活，為什麼工人階級需要徹底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以便在獲取工業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較公平的分配。更明確地說，富裕階級傾向於保守；中產階級傾向於自由主義；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傾向於社會主義。應該補充說明，這種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主要屬於和平的或修正主義的種類範圍：雖然工人們對階級不平等不滿，但他們也讚賞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七、工業革命對非歐洲世界的影響

較早的帝國的歐化 1763年以前的那一時期中，歐洲諸強國僅在亞洲和非洲擁有少數立足點，它們主要的佔有地是在南北美洲。1763年以後，它們從政治上控制了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和幾乎整個的非洲。不過，在南北美洲，它們所能做到的比這要多得多。它們利用美洲的人口比較稀少，真正地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歐化了。這一點在亞洲和非洲是辦不到的，因為那裡土著居民為數太多，而且已有高度的發展。但是，在南北美洲，尤其是在澳大利亞，歐洲人從各個方面——種族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方面——整個地移植了他們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