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並保持著自己的語言和宗教。如果他們渴望反抗，他們給土耳其人所帶來的麻煩原可能超過他們實際上帶來的。然而，在早期的世紀裡，土耳其人在統治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臣民時並不比統治亞洲的穆斯林臣民時更麻煩。

解釋在於，土耳其征服者與從前統治過巴爾幹各國的拜占庭皇帝、法蘭克貴族、威尼斯貴族及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嚴格而公正，稅收很輕，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歐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然而，18、19世紀期間，這種形勢急劇地改變了。這一時期中，由於土耳其的勢力和實力已衰落，出現了普遍的腐敗和敲詐勒索；這種情況又驅使此時身受壓迫、心懷怨恨的巴爾幹基督教徒拿起武器進行自衛。當時，由於各種原因，巴爾幹諸民族正受到來自西方的種種影響，併為這些影響所喚起。

巴爾幹諸民族較奧斯曼帝國的其他任何種族集團更早、更深深地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於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響。由於巴爾幹各國在領土上與歐洲的其餘地方鄰近，人、商品和思想較易於從多瑙河、亞得里亞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邊集中到巴爾幹半島上。因此，隨著18、19世紀期間商業、工業和中產階級的發展，西歐對進口糧食的不斷增長的需要促進了巴爾幹半島的農業，尤其是促進了新的殖民地產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這些商品的出口又轉過來有助於巴爾幹一批土著商人和土著水手的成長。貿易的擴大也促進了手工業產品的需要量和產量。重要的製造中心出現幹半島各地，時常是出現在孤立的山區；在那裡，工匠們能在最少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況下從事其行業。因此，商業和工業的興起還有另一激響：它們促進了沿達爾馬提亞海岸、阿爾巴尼亞海岸、伊庇魯斯海岸和在愛琴群島中間行駛的商船隊的發展。新興的巴爾幹商船隊運走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類的產品，通常運回殖民地產品和製成品——香料、糖、毛織品、玻璃、手錶、槍炮和黑色火藥。

這一經濟復興的意義在於，它產生了一個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員組成的、對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別敏感、特別有好感的中產階級。這些人本來就對奧斯曼的統治不滿，因為奧斯曼的統治這時已變得無能、腐敗起來。商人和海員旅行到外國，並時常僑居那裡，他們不僅把自己在國外所親眼目睹的安全和開明的狀態同國內的悲慘狀況作對比。不用說，他們會得出結論：他們自己的前途和他們的同胞的前途取決於儘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的夢魔般的壓迫。希臘商人約翰·普里戈斯的以下那番悲嘆的話可代表這種看法。他曾在阿姆斯特丹發財；當居住那座城市時，他對處理商務時所能有的安全和公正印象很深。

然而，所有這一切在土耳其人統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講秩序，也不講公正。如果資本為一千，他們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窮困，而不認識到其臣民的財富也就是其王國的財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們除了只是破壞外，不創造任何事物。願上帝將他們毀了，使希臘可以成為基督教的，使正義可以佔上風，使政府可以象在歐洲一樣得到建立；在歐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權益而無須擔心任何不公正。……

普里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對巴爾幹的民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不僅是因為他們從事政治活動，而且還因為他們在自己的祖國和外部世界之間起了中間人的作用。匈牙利南部的塞爾維亞商人、俄國南部的保加利亞商人以及廣泛地散佈在歐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臘商人，都促進了其同胞的智力發展。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以本國語出版書籍和報紙，在自己的家鄉和村莊創辦學校和圖書館，併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國大學受教育提供資金。所有這一切不僅意味著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著一種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當時西歐的啟蒙運動的影響。當時的一個新教傳教士抱怨說：“希臘的受過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臘人後裔中有才華的傑出人物，習慣於呷吸伏爾泰和盧梭的毒汁，因為後者的著作已被翻譯成現代希臘語。我遇到過一些希臘人，他們熱心地為自然神論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學說辯護。要對付他們的詭辯，需要才能。”

西方對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一世時代變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動性。有政治覺悟的人對巴黎的起義、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對拿破崙推翻一個又一個王朝的景象印象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