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病蟲害時該採取什麼補救措施。在中國各地，人民正在受到這樣一種教育：人類不僅能掌握自然規律，而且往往還能利用這種知識來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為大眾所普遍接受的認識的意義還可以證明這種認識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歐洲的第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也正在席捲全球。這種政治覺醒的最明顯的表現是在殖民地革命和帝國滅亡中顯示出來的民族主義的迅速發展（見第二十七章）。但是，民族主義決不是從西方吹來的唯一的一股風。其他各種主義也正在包圍全球，其中包括立憲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軍事獨裁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立憲主義曾因民主主義熱情的浪潮而流行一時。不過，議會政體在一個又一個國家中向軍事獨裁統治或馬克思主義的一黨統治屈服了。應該指出，這種趨勢在歐洲也是大有先例的。除捷克斯洛伐克外，中歐和東歐各國到1939年時已處於一種或另一種形式的獨裁統治下。當時，出現了與納賽爾、蘇加諾和吳奈溫將軍酷似的人物——斯托亞迪諾維奇、邁塔克薩斯和畢蘇斯基元帥。後三人同前三人一樣，之所以能強行建立各自的獨裁統治，也是因為議會制度腐敗無能並缺乏必要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儘管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制度形式，但所有新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特徵：民眾正在逐漸覺醒並活躍起來，不管他們是否正在正式參加自己的政府。這就是政治革命的實質——上帝註定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種古老的觀念已不復存在。更概括地說，它意味著用現代主義的合作、知識和主動精神取代傳統主義的隔絕、無知和預設。這一政治革命在一位美國記者的下面這段報道中得到了生動、明確的說明，這段報道描述了一位對自己國家的政府顯然沒有什麼發言權的埃及工人。

在一個能俯視埃及南部尼羅河流域中即將建成的阿斯旺高壩工地的高地上，這位記者要一位衣衫襤褸的工人擺好伸出胳膊、指著工地的姿勢讓他照一張相。

照完相後，記者掏出一枚硬幣作為賞金。賞金——一種小費——長期以來一直是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上了年紀的埃及人是透過獲得一袋硬幣來開始一天的生活的。

但是，阿斯旺的這位工人看到記者給他賞金時急忙轉過身去，記者同他熱情握手、向他再三致謝後，他的情緒才又好轉。這位嚮導解釋說，默罕穆德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代表什麼意思，如果因為他擺了這樣的姿勢而給他小費，那是對他的一種侮辱。……許多埃及人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了一種民族尊嚴民一種他們正在為國家做事、為國家盡力的感覺。

民族主義不是民眾的覺醒和活躍所採取的唯一形式，這一點從下面這段話中能看出來，這段話描述了1964年6月使奈及利亞癱瘓的總罷工中的一件事情：

“你們有默西迪絲牌汽車開嗎？”一位工會領袖大聲問道。

“沒有！”人群怒吼道。

“你們有大房子住嗎？”

“沒有！”

“誰去跳舞？誰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誰悄悄地接受錢財，又造房子，又買汽車？”

一片沉默。

“那麼，我們怎麼辦？”這位領導人大聲叫道。

“罷工！”

“大聲點！”

“罷工！”人群又怒吼道。

我們可以斷定，歐洲的成功是歐洲衰落的潛在原因。一者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另一者。如果歐洲失去了它作為世界統治力量的地位，其根本原因便是歐洲三大革命在全世界的傳播。而且，這種傳播的勢頭正在不斷增長，因為它首次影響了人民大眾。20世紀以前，只有一個微不足道的有閒階級加入了西方化的程序。只有這少數人因懂得歐洲語言、瞭解歐洲文學併到歐洲各國旅行過而理解“西方”的念義。相反，在戰後的年代裡，越來越多的民眾積極地、自覺地捲入了西方化的程序。

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工廠為他們提供了就業機會，公路使他們不再與世隔絕。但同樣重要的是小報、收音機和電影等新的傳播工具，它們使書籍和旅行這類舊的傳播媒介黯然失色。由於西方化越來越依靠的不是牛津的大學和巴黎的沙龍，而是對鄉村廣場上不識字但卻反應迅速的群眾大聲播送訊息的喇叭，西方化已獲得了巨大的推動力。為了動員民眾支援革命綱領，新的政權和新的領導人已開始有意識地充分利用這類傳播工具。納賽爾總統說，“的確，我們的人民大多數還是文盲。但政治上的文盲人數加比20年前少得多。……收音機改變了一切。……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