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也開創了一個制度。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延續了兩千多年，最終還是消亡了，那麼他創立的政治制度為什麼能被人們接受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兩點：第一，這個制度本身有優越性；第二，是這個制度的不可替代性。就是在那個社會找不到一個比它更好的制度，或者找不到一個可以替代它的制度。所以農民領袖起義成功之後，還是要當皇帝，劉邦、朱元璋不是還要當皇帝嗎？因為沒有更先進的政治制度了。這是秦始皇不斷被人們提及的原因之一。

＇畫外音＇　王立群老師認為後世之所以不斷地提起秦始皇，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的貢獻。王立群老師還認為，後人提起秦始皇還與他本身的思想有關，這主要表現在秦始皇一生的活動中。而指導秦始皇行動的主要是法家思想。特別是商鞅變法之後，秦國君臣都認識到法家學說對富國強兵的作用，由此就形成了秦國以法家思想來指導治國的傳統。秦始皇耳濡目染，法家思想已經滲透到他的血液當中，所以從他統一六國到制定制度、政策，都可以看出他是篤信法家學說的。然而法家思想是唯君的，也是冷酷和冷峻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王立群老師認為秦始皇性格中的“暴”字就非常突出。這也是秦始皇被後世屢屢提及的原因。那麼王立群老師的這一說法是否站得住腳呢？

兩千多年以來人們不斷地提到秦始皇還有一個原因，表現在一個字——“罵”，叫罵不絕耳。人們總是咒罵秦始皇，我們從對秦始皇的罵聲中可以看出歷代文人、政治家，只要是目的不同，眼光不同，時代不同，角度不同，對秦始皇的評價就絕不雷同，這是個規律。所以，今人評價秦始皇同樣是見仁見智。當然，對秦始皇的評價集中的焦點是三個問題：一個是焚書坑儒，一個是嚴刑苛法，一個是濫用民力。這三點都是應當有所分析的。比如說焚書坑儒，我們透過明、清一些學者的評論可以看出來，他們大多認為焚書坑儒只是一時的行為，不是持續的，不是連續不斷地殺人。焚書首先是文化專制，這個是要批判的；坑儒是一時的惱怒之下做的臨時舉動。就殺的人數來說，也不算最多吧，當然枉殺一人都是不對的。我們以前講呂后時講過，明成祖朱棣殺方孝孺十族，一次殺了837人，也沒有人說他是暴君吧。如果以歷代君王殺人多少定暴君，那就不止秦始皇一個；如果以修皇陵、修宮殿、濫用民力來認定暴君的話，沒有一個皇帝不修皇陵、宮殿的。我們聽說過慈禧的皇陵是花兩百多萬兩銀子修的，又拆了再重建，花了多少錢不計其數。如果用嚴刑苛法來評價皇帝是不是暴君，漢代整個承襲的就是秦代的法律，漢惠帝廢除協書令，呂后時期廢除三族罪，最後是三族變五族，五族變七族，七族變九族，九族變十族，反而越殺越多，哪個朝代的法律不嚴酷啊？

＇畫外音＇　如果按照王立群老師的觀點，中國歷史上濫用民力的帝王很多，秦始皇並不是個例。但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這些事在別的帝王身上沒有被後人如此詬病，偏偏在秦始皇這裡就被人如此大書特書呢？王立群老師該如何解釋這一點呢？

對秦始皇的評價我們當然要看到他確有殘暴的一面，比如他把趙國滅了以後，親自跑到趙國去，把當年和他母親有仇的人全部給坑殺了。這是秦滅六國中秦始皇唯一實行了報復的行動，但這個事只是個別現象，他不是滅一國殺一國，這是和他的歷史有關係的。秦始皇做的事情人們往往都稱為暴政，比如說修長城、馳道、直道、皇陵、宮殿等等，這些事情我們要作具體分析，不能籠而統之地評論。秦始皇這些工程是兩類，一類是有利於帝國安定的，長城、馳道、直道工程對於保障帝國的安定，保證農業文明下的人民和平安定的生活，它是有利的。當然在進行這些工程時也確實給老百姓帶來了很大災難。另一類工程純粹是為他個人享用，比如宮殿和皇陵，這才是我們應該批判的。那麼我認為，秦朝帝國的亡國，其原因並不在於秦始皇搞的這些工程，而在於這些工程上得太急，搞得太集中。秦始皇從三十九歲建國到五十歲去世，這中間是十二年，十二年就完成了這麼多工程，而這些工程很多也是必要的。但這樣完全不顧老百姓的死活，一下子上馬這麼多工程，使老百姓不堪重負，老百姓當然就無法生存。所以，陳勝、吳廣一起義，老百姓都會熱烈響應。這樣說秦始皇是暴君，並不虧他，他就夠得上暴君的標準了。但是歷史上同樣殘暴的皇帝卻不稱為暴君，光說秦始皇是暴君，這就有點不公平。魯迅先生曾經講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的吃虧在二世而亡，一幫幫閒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幫閒”指的是那幫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