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評論1848年國民議會——他也是其成員之——的大人物時，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非常具體的例子：

路易·拿破崙兩個月以前還無所不能，如今卻完全無足輕重了。

維克多·雨果登上了講臺。他無功而返。人們聽他說話，就像聽次阿說話一樣，但是他並沒有博得多少掌聲。〃我不喜歡他那些想法〃，談到皮阿，沃拉貝勒對我說，〃不過他是法國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偉大的演說家。〃基內儘管聰明過人，智力超強，卻一點也不受人尊敬。在召開議會之前，他還有些名氣，但在議會里他卻籍籍無名。

對才華橫溢者無動於衷的地方，莫過於政治集會。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與時間地點相宜、有利於黨派的滔滔辯才，並不在乎它是否對國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爾得到的那種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動搖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險消失，議會立刻就會忘記它的感激和受到的驚嚇。

我引用上面這些話，是因為其中包含著一些事實，而不是因為它所提供的解釋，其中的心理學知識貧乏得很。群體一旦效忠於領袖，不管是黨的領袖還是國家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