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體假年。夏天，他們到了座落在帕西菲克格羅夫的斯坦福大學霍普金斯海洋實驗室；秋季開學時他到了斯坦福大學。翌年夏天，他是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亞大學度過的。自從十七年前湯姆和莉蓮在帕西菲克格羅夫度過蜜月後，他倆從沒有一道走過這麼遠的路程，也沒在外面住過這麼久的時間。孩子們更不用說了，他們的生活侷限在伍茲霍爾與紐約之間，甚至連肯塔基的老家也沒去過，這一次簡直是大開服界。他們從陽光之鄉加利福尼亞的純樸的孩子口裡，而不是從自己當博物學家的父母那兒獲得有關生物學的知識，這還是破天荒第一遭。與此成對照，莉蓮給他們的講解往往深奧難懂。此外，新的生活也打破了一家過去刻板的作息制度，有了機會到新世界歷險。他們到帕西菲克格羅夫後買了一輛奧弗蘭牌轎車，霍華德同媽媽一起照著使用說明書學著開車。他很快就學會了，十四歲就成為正式司機。摩爾根本人對開車這類事既無時間，又無興致。此外，他也知道，無論是哪個地方，只要他想去，都可以讓他的太太或某個學生甚至某個同事為他開車。

有了車，對於莉蓮和孩子們是做夢也沒想到的方便和自由。這一年，住房是租來的，生活起居不同於往年，他們利用多次野營的機會認識加利福尼亞。他們的父親只去野營過一次，那是一次精心組織的只有男人參加的野遊。他平時推託不去，總說工作太忙，抽不出時間。不過孩子們有些懷疑，也許部分原因是他不願打破自己的生活規律，喜歡家庭的安適環境，晚飯後個人坐在逍遙椅上（這椅子是誰也別想坐的）抽一支雪茄，晚上看看雜誌，然後坐在燈下寫他的文章。他也捨不得離開從哥倫比亞大學帶來的學生和同事，他們許多人在這橫越全美的旅程中始終跟隨著他。

1921年回到紐約後不久，在他們的生活還沒有完全恢復舊秩序之前，莉蓮認定她的家不再需要她過問得太多。孩子們都上學了，家務安排得井井有條。於是她回到實驗室，每天工作五小時左右，早上，孩子們上學去了，莉蓮陪著丈夫步行至謝默霍恩大樓；中午，兩入又一道回家，同兩個最小的孩子共進午餐。

莉蓮定會覺得有點不自在。在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系的女研究生們的處境本來就夠尷尬了，她們不是在蠅室裡面那間外人不得擅入的房間工作，而是在外面一間打外圍戰。女研究生也從未應邀參加摩爾根每星期五晚上舉行的生物學研讀會，不過，似乎並沒有因此就減少了她們對摩爾根的崇拜。而比起女學生來，莉蓮的處境更為難堪。在實驗室裡，實際上根本沒有她的位置。她不是學生，不是人們有時認為的那種丈夫的助手，也不是個真正的同事。她幹工作是無償的，而她之所以使用實驗室的材料和裝置，完全是靠一種默契。她的研究題目雖然與摩爾根或小組中某個成員的課題相近，但彼此互不相關。

1921年，她已五十開外，常板著一副面孔，頭髮往後梳得平平整整，戴著一副夾鼻眼鏡。好些學生對她懷有敬畏，不知在實驗室應該怎樣同她打交道。但莉蓮一心一意搞她的果蠅研究，而且十分在行。慢慢地，學生們認識到她本質的一面：心腸好，待人寬厚大方。她與丈夫不一樣。摩爾根如果心情好，可以表現出南方人特有的平易近人，但如果碰上心緒不佳，他也可能表現為惡作劇的粗魯無禮。莉蓮呢，要同她接觸一段時間才會對她產生好感。不過，她對有些學生的妻子簡直像慈母般地關懷，特別是外國學生的妻子。除此之外，她同許多人結下了友誼。

雖然她同蠅室不存在那麼正式的關係，但她積極參與這一奇特的老是亂哄哄的實驗室中的資訊交換。有一天，她發現她顯微鏡下那隻果蠅是個新的突變，但這傢伙一轉眼就不見了。大家一起在地板上找來找去，以為果蠅被從玻璃片上碰了下來。但莉蓮推斷一定是麻醉劑藥性已過，果蠅甦醒後飛走了。果蠅性喜光。於是她走到視窗，果然一下就把它認了出來——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就難了。因為這間屋子任何時候都有好幾十只果蠅在逃竄，甚至還有發酵香蕉和垃圾桶招來的野蠅。

這隻果蠅經證明是個非常特別的雌蠅，因為它的後代違反了通常的伴性性狀的交叉遺傳方式。像人類的色盲和果蠅的白眼性狀，一般是兒子從母親那兒繼承伴性基因，女兒可以從父親也可從母親那兒繼承伴性基因。這一隻雌蠅腹部是黃色，是同白眼一樣的伴性隱性性狀。同正常雄蠅交配，所有的雌性後代都同母本一樣具黃腹，而所有雄性後代卻與父本相同。這恰巧與預料的相反。最合理的解釋是，這隻雌蠅的染色體是XXY。兩個調染色體連在一起，所以卵子有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