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之前，清朝財政收入主要有三大方面：地丁、鹽課、關稅。一般年份支出和收入相抵，每年能有五百萬兩左右盈餘歸於府庫。自道光末年起，各項收入大幅減少，軍費激增，特別是江南地區遭兵之後，當地鹽課、地丁基本收不上來，政府窘急至極，以至於咸豐三年夏天，國庫中僅有存銀兩萬出頭。對於擁有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的大清朝，這點錢，太少太少。

打仗其實就是打消耗。太平軍崛起廣西后，清政府用於防剿的款項，僅1851年一年，就近一千萬兩白銀，佔全國財政總支出的五分之一有多。到了1852年，用於軍事行動的費用已達兩千多萬兩白銀。清政府庫銀幾空，開捐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各省之間東挪西支，勉強應付。南京陷落之後，清政府更是元氣大傷，全國的財政制度體系面臨崩垮的境地。

病急亂投醫。自1853年起，清政府想出各種各樣的“新奇”方法增加收入。大臣們主意不少，以左副都御史花沙納為代表，要求進行“幣制改革”——發行銀票，其實就是多印鈔票“救國”。反對者認為此議是“恃此空虛之鈔，為酌盈劑虛之術”，不僅“病民”，最終“病國”。辯論許久，錢還是主要的，於是清政府只能用濫發通貨的手段來“救急”。這種沒有現貨準備的“印錢”和濫鑄新的銅錢、鐵錢，只能使經濟更加混亂，“通貨”最後變成“壅滯”之貨，造成“大錢出而舊錢稀，鐵錢出而銅錢隱”，也就是不可避免地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更可笑者，清朝各地地方官員為救急，四處查礦，真所謂“臨渴而掘井”。有人主張對鴉片開禁，徵收高稅以斂錢，實為荒唐短視至極。有人上書要求停發朝中官員的“養廉銀”，開源節流，結果是碰個沒趣。更有翰林院的“文豪”上書，要求政府在四川錦江打撈明末張獻忠埋藏的千萬兩金銀，把傳說當成救急藥方。甭說，在清廷諭令下，四川總督裕瑞果真帶人掀袍撅腚撈了幾個月。江底尋寶，茫茫無功。

想錢想到瘋。清政府便把從前臨時性“捐納”，改為長久性的政策。捐納，說明白一點，就是花錢買官做。捐納，本為“捐輸”，是士大夫出錢向國家“作貢獻”，政府發個獎狀委任狀啥的名譽鼓勵。後來，“捐輸”買官不好聽，就都叫“捐納”了。由於急需錢用，清政府准許官爵“賣價”打折。1854年與1826年相比，賣價實際上已經打了六折。自1857年起，一改從前“捐納”、“捐輸”都用現銀的規定，政府表示可以“半銀半票”。“票”是指清政府發行的不值錢的“新鈔”和“大錢”。想買官的人到投機鈔販手裡低價購買銀票和大錢，再去買官，自然便宜不少（千兩銀票，只花二百兩多一點白銀即可買到）。

後來，為了收取更多的錢，清政府又明示，除了可以花錢為本人買官爵外，限度再次放寬放闊，有錢人可以給自己親戚“捐取”官爵，而且，政府簡化辦事手續，一手交錢一手交“官”（榮銜委任狀），各省各軍營糧臺有北京發下的大疊大疊空白“部照”，收錢立填，頃刻而待，“當官”或讓自己死去的老爹老媽姥爺姥姥“當官”，比現在照快相還容易，立等可取。

為了“競爭”，各省、各糧臺競相削價“處理”官職，賣貨一樣“招待”前來買官的“顧客”。好事者多，中國人又愛過“官癮”，政府確實撈了不少錢。政府官職一般明碼標價，童叟無欺，二十千錢，九品；四十千，八品；六十千；七品；八十千，六品。想當時二千文換折一兩銀子，就是說花四十兩銀子就可當個“知州”（六品），“地市級”大員了，不可謂不便宜。如果“捐”銀上萬上十萬的，“顧客”對政府的舉人頭銜、鹽運使頭銜，可以“自由”選擇。州縣上交捐銀多的，清廷也加以鼓勵，增加文學、武學定額以及中試名額。

此外，在太平天國活躍的江蘇、浙江等地，清政府還想出新的名目：“罰捐”。也就是說，那些被迫為太平軍服務做過“偽官”的人，依“官職”大小，捐銀當罰，可免“從逆”之罪。

到太平天國後期，清政府為擴大財源，規定“捐輸”不再侷限於“銀兩”，銀錢米麵，豆草糧食，駝馬驢騾，雞鴨魚肉，統統可以收納，折銀給官。也就是說，賣豆腐的石老二，只要天天給衙門送一車豆腐，連送一年下來，最後很有可能讓他兒子石躍、石高興弄個九品官，名義上也是政府“公務員”啦。

也甭說，積少成多，幾年下來，“捐輸”收入佔每年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要多。

至於“厘金”這種商業稅，本來從米開始抽稅，日後越來越“普及”，又有鹽厘、茶厘、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