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洪教主個人享受方面要“反動”得多。

至於等級制度、服飾規定、官員品級、爵位世襲等等，太平天國比起清朝來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根據清朝《賊情彙纂》等詳實的官方檔案，可查太平天國早期領導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證的一共有50人，絕大部分是會黨成員、盜賊、地主、塾師、各類商販、戲子，真正出身農民的只有14人（這還算上富農在內），所以說它是“農民革命戰爭”完全是信口雌黃。太平天國對於犯法官員的處罰之一，就是“罰為農”——這哪裡有一絲對農民的尊重，又怎能把這場運動算成農民運動！再者，總是被以前的極“左”學者奉為土地綱領的《天朝田畝制度》，這只是平均主義的烏托邦理想而已，從未真正落實過。毛潤之先生早就指出過：“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他還特別指出：“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分見《毛澤東選集》第89頁、1209頁）所以說，太平天國這一個披著神秘宗教外衣的，以“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為誘餌的虛空綱領，不僅僅是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更是“物物歸上主”的對農民產生新束縛的夢囈。

第三，馬克思真的說過太平天國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嗎？他確實有過類似表述，但其本意與我們學者的“斷章取義”截然不同。

馬克思原文見於1854年第二期《新萊茵報》，他主筆寫道：“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像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而後所述便是他對太平天國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會主義”並不是指太平天國運動，其實指當時德國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國教會）所說的“社會主義”，此人在中國多年傳教，中文名字為“郭實臘”。他於1849年左右回歐洲後，聽到當時的人到處談論“社會主義”，恍然大悟道：“中國許多平民近來也流傳這一套東西。”所以，郭實臘和馬克思在當時講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其實是財產平均分配的“農民社會主義”，與“歐洲的社會主義”一樣，在當時的馬克思口中說出來，其實含有辛辣的貶諷之意。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社會主義”，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們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弄清了此“社會主義”非彼“社會主義”，極“左”學者們對太平天國塗飾的立論點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裝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樣唱道：“嗜殺人民為草寇，到底豈能免禍災。白起項羽終自刎，黃巢李闖安在哉！”但是，歷時近15年之久的波及18個省份的太平天國戰爭，不僅僅造成了中國經濟歷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還使整個國家喪失了近一億左右的人口。當然，對於這麼一個龐大死亡數字的責任所在，難以細究，大致上講，清軍與太平軍（加上捻軍）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國，於後世而言，它最大的“積極意義”早為梁啟超一語道破：

道（光）、鹹（豐）以後，官吏之庸劣不足憚既已顯，而秕政稠疊，國恥紛來，熱誠者欲掃氛霧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覬非分，此殆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於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楊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於是，一世之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因之而起。

正是太平天國的衝擊，使得腐朽的大清國內滿蒙權貴派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經世派（庶族漢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權力的巔峰，最終形成不可逆轉之勢。這些，恰恰為後來袁世凱和孫中山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精神基礎和民族基礎。在這一點，也僅僅在這一點，邪惡的怪胎終於有幸成為日後中華民國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楊秀清以及他們身後那些幢幢地念著“天國”咒語的幽靈，在國人心中徘徊了一個多世紀。我們現在不需要僵硬意識形態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與敬偶像派之間的爭辯，不需要武斷肯定與簡單否定地輕下結論，我們恰恰需要發自歷史良心深處的冷靜的審視，從昔日的破壞中尋找建設的起源，重新尋找逝去年代的精神體驗。

柳亞子二詩，最能表達筆者此時心境：

其一

已無遺老說洪王，志怪傳奇說渺茫。

多少英雄興廢感，最憐鷸蚌鬥韋楊。

其二

帝子雄圖渾幻夢，中原文獻已無徵。

我來重讀太平史，十丈銀釭焰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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