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敬，卑身下之？看蒙恬一臉興奮，能為尉繚牽馬開道，只以為樂，不以為苦。而尉繚也坦然受之，看不出半點受寵若驚的樣子，反倒象是自己給了蒙恬天大的面子，屈尊枉駕走這一趟。

列位看官或許也有同問，這尉繚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尉繚子》又是怎樣的一部兵書？

（注：尉繚，繚是名沒錯。至於尉，有人認為是姓，也有人認為是官職。今取前說。）

第一百九十五部分

（上）

尉繚，男，魏國大梁人氏。

關於尉繚的個人資料，能提供的就只有這麼多，因此，對那些有意和尉繚相親的女士們，只能在此說聲抱歉了。好在，尉繚留下了一部《尉繚子》，而透過這部書，也多少可以遙想其為人。

據《漢書&amp；#8226；藝文志》，《尉繚子》被歸為雜家，共二十九篇。今天能夠看到的，只剩下五卷二十四篇了。《尉繚子》雜取法、儒、墨、道諸家思想而論兵；在先秦兵書中獨具一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姑略述其可特異之處。

最能體現尉繚兼合法、儒、墨、道之說的，是尉繚對戰爭的定義。“故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又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皆戰國談兵者所不道。

尉繚論治軍，尤重明賞罰。“凡誅賞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此一觀點尚算得上堂堂正正。然而，尉繚對誅殺的作用過分誇大，致有　“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立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　之論，怎麼看都有點邪派武功、走火入魔的意思。

尉繚象一個傳教士，在他的書中，為他的讀者（現在或未來的將軍們）塑造了一個理想化神格化的將領形象。“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為將者一旦達到了這樣的境界，自然是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便是“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

宋元豐中，頒行武學，《尉繚子》與孫、吳二子，司馬穰苴《兵法》，黃石公《三略》，呂望《六韜》，李衛公《問對》一起，號為《武經七書》，成為研習兵法的標準教材。實則，《尉繚子》不僅僅兵書而已，對政治和哲學也時有涉及。如“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救。”　其洞察識見，犀利高遠，非大師不能道也。又如“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政養勞，不禱祠而得福。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聖人所貴，人事而已矣。”比起《國際歌》裡所唱出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其行動主義者的思想，足足早出了兩千多年。

至於書中所言如何行軍打仗、排兵佈陣，皆屬細枝末節，非所大者，不再一一列舉。經此一番浮光掠影，或許有問，既然足本《尉繚子》有二十九篇，那為什麼當時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殘篇？這十二殘篇又分別是哪些？

我們有理由相信，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殘篇，是因為當時尉繚的確也只寫了十二篇。而這十二篇，應該分別是《尉繚子》卷一的天官、兵談、制談、戰略、攻權五篇，卷二的守議、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五篇，卷三的治本、戰權兩篇。其餘的十七篇，則是在尉繚到了秦國之後，專門針對秦國和嬴政的需要而補寫的。補寫部分包括卷三的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三篇，卷四的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五篇，卷五的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四篇。另外五篇如今失傳，姑且不論。

我們可以看到，補寫部分都是軍令。比較《孫子》等兵書來看，《尉繚子》中之所以會大量出現這種機械的、剛性的軍令，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有人向尉繚下定單約稿。毫無疑問，這個約稿者便是嬴政。這些軍令，當是後來尉繚在擔任秦國國尉時，主持編撰並向全秦軍上下頒佈的軍規定令，後一併收錄入《尉繚子》書中。（注1。）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