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仁慈就要受到後人的熱情讚賞，因為它是無償給予的。有千萬個這樣的事例，人民圍著一位剛剛離任的，坐在轎子中的長官，跪在地上，眼裡浸滿了感激的淚水。這就是中國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證明，是中國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這是恩惠，不知道這是中國官吏們應該做的事。

在這種氣氛中產生的恩惠，它來自當權者和需保護者之間的私人關係。然而，它可以取代法律，事實也往往如此。一箇中國人被捕了，或許是錯捕，他的親戚本能的反應不是去尋求法律的保護，在法庭上見個高低，而是去找長官的熟人，去求他的“恩典”。由於中國人非常重視個人關係，重視“情面”，這個去求恩典的人如果“面子”足夠“大”，他的說情往往能夠成功。這樣，事情總是很容易，比那耽延時日的官司花錢要少得多。於是，在權勢者、富人、有關係的人與那些不太幸運的、沒有關係的窮人之間產生了一種社會的不平等。

幾年前，在安徽有兩位大學教授，不小心說了幾句不當說的話，其罪責微不足道到荒謬的地步。就這樣，他們冒犯了當局，被抓去監禁了起來。親戚沒有什麼好法子，只得到省會去向該省的最高軍事長官乞求“恩典”。另一方面，同一省裡的一些年輕人，因賭博被當場抓獲。因為他們與省裡某一有勢力的團體有關係，他們不僅獲釋，而且還到省會去要求解僱那些抓他們的警察。兩年前，揚子江畔某城市的警察搜查了某鴉片館，並將其所截鴉片沒收。然而，某地方要人的一個電話，警察局就不得不為自己的失札而道歉，並且在警察的護送下將鴉片送回。一位牙醫曾為一個很有權勢的將軍拔了一次牙。將軍大悅，授了一個頭銜給他，所以他的一生就可以享受一點將軍的榮譽。有一次，某部的電話員請他接電話，直呼了他的姓名，而沒有稱呼他的頭銜，他來到部裡，找到了那位電話員；當著軍事參謀部成員的面，扇了電話員的巴掌。1934年7月在武昌，一位婦女因為天熱穿短褲睡在戶外而被捕，監禁幾天之後便死去了。這位婦女原來是位官太太，那位警察於是被槍斃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報復是甜美的。然而，並非所有可能被捕的婦女都是長官的妻子。結果就不總是甜美的報復。儒家是贊成這樣做的。遠在《禮記》中，就有這樣的說法：“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於是，恩惠就成了社會等級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邏輯上必然導致儒家“仁政”的理想，即由講情面的仁人君子所管理的父母政府。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①他講的難道不對嗎？孔子天真地認為國家有足夠的仁人去管理人民，他顯然計算失誤了。在人類生活的田園式質樸階段，這種理論可以行得通，然而在當今飛機和汽車的時代，這種理論註定要失敗，它已經悲慘地失敗了。

『①據考，此言出於莊子之口，林誤。』

如前所述，這種現象引起的唯一可稱道的後果是特權和貴族階層的消失。這又將我們帶到命運這個題目上來。使這種明顯的社會不平等得以延續的因素是：沒有誰會永遠被踩在腳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經常調換位置。我們中國人相信人總有出頭之日，“天理迴圈”。如果一個人有能力，有韌性，有雄心，他就可能升遷，爬得很高。誰知道呢？一個豆腐商的女兒很可能突然被一個有權勢的官員和陸軍上校看中，他的兒子可能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當上了市長的看門人。一位屠夫的女婿，本來是一箇中年鄉村教師，現在突然透過了科舉考試，像我們在小說《儒林外史》中看到的那樣。一位紳士從城裡跑來請他去住在自己的府邪；另一位來和他“換庚帖”，結拜了兄弟；第三位是個富商，贈送了他幾匹絲綢，幾袋銀子；知府自己則送他兩個年輕女僕，一個廚子，以免去他那個農民妻子的廚房勞動。那屠夫遷人了城市中的新宅，滿心歡喜，完全忘掉了自己以前是如何欺侮這位女婿的。他說自己一向堅信女婿會有飛黃騰達之日。他現在隨時準備放下屠刀，靠女婿安度餘生。這些事情一發生，這位進士的出頭之日也就到了，我們羨慕他，但我們並不認為這是不公平的。我們稱之為“命”，或者“運氣”。

宿命論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它是儒家傳統意識的組成部分。這種信仰與社會等級觀念緊密相聯，有以下說法為證：“安份守己，聽天由命”，“順應天命”。孔子在談到自己思想發展過程時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六十而耳順”。這種宿命論觀點是中國人個人力量與滿足的來源，可以用來解釋中國人為什麼心靈是那樣平靜。既然沒有人能夠在所有的時候都幸運，而且好運氣不可能同時降到每個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