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臺北搭計程車，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機的名字。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哎呀，“港生”，你怎麼會跑到臺灣來開車呢？

只要你開口問，他就給你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裡走了一個禮拜不見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字形蓋著油布的破棚裡，因此叫“港生”，兩年以後來到臺灣，弟弟出生了，就叫“臺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龍的本名是什麼嗎？如果我告訴你，他叫“陳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嗎？稍微打聽一下，你就會知道，他的父親房道龍，在戰亂的一九四七年隻身離開了安徽和縣沈巷鎮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兒女，輾轉流離到香港，改名換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嬰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兒的那一邊，這是一個生離死別的悲劇，和成龍這一邊，這是個患難興邦的傳奇。

今天我從臺北的青島東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機，名牌上寫的是“問中原”。

“問中原”？

飛力普，中原，是一個地區，指的是中國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個概念，指的是中國的文化和統治政權。姓“問”名“中原”，激發的想象就是一個氣勢萬千、躍馬中原的光復圖騰。他的父母是江蘇高郵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亂流中擠上了船，渡海來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復故土的悲壯期待，織進了小小孩兒的名字裡。

在臺北街頭，你只要有一點好奇和放肆，開口敢問，一問就是一個波瀾湧動的時代傳記。戰後這一代“臺生”，你幾乎可以說，整個人就是一枚會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開啟的歷史地理課本。

我這“臺妹”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叫做“臺北”，更絕了，它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歷史地圖。地圖有多大？橫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張兩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圖。

為什麼稱它“歷史地圖”？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歐洲全圖，就是一張“歷史地圖”，它裡頭的“奧匈帝國”，現在沒有了。臺北城這張街道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時鐘停擺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地圖。

你把街道圖開啟，靠過來，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的十字座標，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塊，那麼左上那一區的街道，都以中國地理上的西北城市為名，左下一塊，就是中國的西南；右上那一區，是東北，右下，是東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嗎？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你絕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看。“涼州街”、“哈密街”、“蘭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們在哪裡？

對國民黨的統治有反感的人，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臺北城上，滿足自己“光復大陸”的虛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惡。

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臺北變成一箇中國地圖，是一九四九年的一個傷心烙印。失去了實體的萬里江山，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裡江山吧，每天在這地圖上走來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來臥薪嚐膽，自勉自勵。

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哎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頒佈了“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學者還會提醒你，其實用“改名”來稱，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復以後，臺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則，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奉命為臺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臺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臺北街道上。

鄭定邦又是哪兒來的靈感呢？

不奇怪，因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國省分和都市來命名的；南北縱向用省分，東西橫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東路會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