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春夏之際，日日想著“非典”疫情，比較多的關心著國事民生，自己的事倒淡漠了。躲在河北小城固安的寓所裡，每日聽罷疫情播報，百無聊賴之際，便讀杜甫，做些似是而非的舊體詩，很是鬱悶。後來，各地情形不斷地好起來；再後來，疫情終於解除了。為此，還有詩紀念。詩前有序：“春，京津穗晉冀內蒙等地逢疫，曰薩斯，國人甚恐。此百年不遇之災，天乎？人乎？又，餘客中避疫，新制薄荷飲，以茶、白糖、薄荷糖三物調和而成，飲之，齒頤間若有清風。另，新嘗苤藍絲，以苤藍為細絲，調以鹽醋，入口爽脆有聲，真佐酒物也。”詩曰：

運至凶年逢大疫，閒愁暗上老頭皮。

疏狂每有驚人句，散淡常無更短髭。

自制清心薄荷飲，新嘗佐酒苤藍絲。

窮通已付糊塗案，了斷須燒一片龜。

——《　固安行狀之四　》

於是，自己的事情又凸顯出來。還是想那個老問題：該做點什麼吧？教書是早就決計不幹了，先前在京城的兩所中學裡是教過的，感覺是，給富裕地區的子弟做教師，多半都是在做著保姆兼保安的事，教學本身的研究無心顧及，若說有，也是略勝於無。有一陣子，幻想開個書屋，清淨，閒散。又一想，那份冷寂，怕也耐不住；更何況收益還在不可知之數。體力勞動者也當不得，自小到大，終是四體不勤，如今早過了不惑之年，忽而要氣喘吁吁汗流浹背的去做事，先就覺得可笑。將種種不願做或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排除之後，忽而發現，眼前幾乎已沒有自己可做的事了。不做事是絕對不行的；於社會，於家庭，於自身，都無法交代。是有一首歌叫作《從頭再來》的；但是，不惑之年已過，從頭再來，談何容易！這麼遷延著，秋，不知不覺的又來了。

心事覺來頻對鏡，分明昨夜上眉頭。

連宵雨霽紅花老，九月風吹綠樹秋。

扼腕只緣增馬齒，聽鴻不必更高樓。

霜天雁送寒聲遠，半作閒愁半作幽。

——《再憶二○○一年秋閒居海淀辛莊》

想想，看看，忽而又想到了文學。就是文學吧。文學這行當，終比官場、商海和一些靠天吃飯的活計來得安穩些，也輕省些，且還可擔著風雅的虛名。早幾年，心裡是存個文學夢的，也總想圓一圓它。近年卻不大想了。圓了又怎樣，不圓又怎樣，還不是那兩個永恆的字——活著？我之所以做出寫小說的決定，究其因由，也大半是源於這兩個字（有時想想這兩個字，心中竟有些隱痛）。又遷延至二○○四年三月初，終於，在家人的期待及作家出版社玉太先生的關注下，幾經權衡，才決計動手做小說。

順理成章的，就想起二○○○年蟄居北京西北郊溫泉辛莊時所做的小說《碎影》來。然而，那部十幾萬字的小說是幼稚的，甚至不足為憑。只好借它散碎的影子，實則近於另起爐灶。構思階段煞費幾番周折。因為不肯教未來的文字速朽，更不甘隨人之後，而才氣又是有限的那麼多，所以，人物，情節，語言，節奏，雅與俗之間分寸的斟酌，等等，都是教人苦惱的事。當然，這些難關後來都一一走過去了。真正地動手寫起來倒沒有怎樣的艱難，有些地方一路寫來，感覺上還小有破竹之勢——這也是聊以自許之處吧。歷經半年多，書寫出來，心中的一點隱痛也消散了。通則不痛，中醫說得真好。

總的說，這部小說算是個難產兒，又是頭胎，歷經掙扎，終究生下來了。她是美是醜，是智是愚，都由不得作者評說了。說實話，我自視為一個悲觀主義者，此番便是抱著迎受冷落的心情將她送來人世的。我想，她也不大怕冷清，因為有其父必有其女，她有一個不怕冷清的父親。忽然想起二○○四年春節期間，一個懂些命理的老先生看過我的八字，說，你這命裡犯“孤辰”，註定的要孤獨些。我不算個天命論者，不大信這個，可孤獨倒是實實在在的常伴隨著我。唉，孤獨就孤獨，一個人走路好了，這樣走起路來心無旁騖，或許能走得穩些。

也想對文學說點什麼。說什麼好呢？名家大師們的皇皇高論已經夠多了，再添一絲微弱的聲音實在無補於文學。再說，這是一個“俗文化”輝煌的時代，這時代的文學已無多少操守可言，“逼良為娼”是許多文人賴以躲避道德譴責的託辭。沉靜也許是抗拒浮躁與喧囂的良方，對我而言。不然，想說的話就說一句古語吧，叫作“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記得是孔老夫子說的。聖人是在告誡我們，寫文章須有文采，他嚇唬我們說，如果你沒有文采，文章就不能流傳久遠。想想確有道